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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春之冬(2/3)

了。

共产党黑土地的天下，就是这些人金子般的脊梁撑起来的。

“那小差开的呀”赵绪珍老人说：四平撤退后，走了42天到桦甸才站住脚。

我们走，敌人追，我们丢，敌人站。

看着要追上了，赶紧拐弯兜圈子，哪儿不好走往哪儿走。

有的敌人跑到前边去了，也得赶紧绕圈子。

飞机在头上撒传单，后边还有大喇叭喊：共军弟兄们，共产党完蛋了，你们别跟着白送命了，快投降吧。

有时还唱歌，唱岳飞“精忠报国”什么的。

哪个狂呀！现在讲这些像闹着玩儿，那时可真是不大行了，打也打不了，走也没劲了。

党支部开会，号召党员和干部背两支枪，或两个背包。

那时党员是秘密的，实际已没什么秘密了，和看背枪和背包的就知道了。

这也挡不住跑。

俘虏过来的跑，在东北扩大的跑，从关里来的也跑，党员也跑，干部也跑，有的跑回家了，有的当土匪了，有的投敌了。

走到东丰北边，一天晚上跑22个，带走20支枪，28颗手榴弹，2200多发子弹。

连长王信图，也带支20响跑了。

师政委李伯秋见了我，说：小赵呀，你这个指导员怎么当呀！ 老人说，这若是在平时，不撤职，也得撸你个茄子皮色，可那时都跑，无所谓了。

虱子多不咬人，债多不愁人。

当连长、指导员的，当时见面就问：你们今天又跑几个？ 10旅退到绥化进行整顿，枪毙三个逃兵，还有两个人陪斩。

三声枪响后，有段对话：——还跑不跑了？ ——不跑了。

——再跑怎么办？ ——一样。

——和谁一样？ ——和他们三个一样。

四平撤退引起的逃亡波，持续了很久。

6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自卫报》，刊登的《教育和巩固新战士的几点初步体会》中，有这样一段：老战士对新战士谈话时，不要夸大敌人的力量，应该多讲我军有利的地方。

如一个战士在军人大会上承认错误时说：“我听老同志说四平打仗怎么厉害，伤亡多少人，我害怕了，所以想跑。

”一个班长在班里说敌人炮火怎么凶，一炮弹打倒四五个，一个战士听后吓得晚饭都没吃，黄昏时就和另一个新战士逃跑了。

新兵逃跑，主要是怕死。

老兵和干部就不那么简单了。

赵绪珍老人告诉我，王信图是山东老八路，打仗很勇敢。

当时以为他投敌了，又觉得不大可能。

1968年山东来人处调，才知道是跑回家了。

23团2营副营长朱铁武，15岁参加新四军，枪林弹雨几十仗，退到西丰时，带着管理员和通信员投敌了。

1949年解放上海被捉住，枪毙了。

19团2连一个姓吴的班长，要拉几个人回家，回不去就投敌。

枪毙时，面不改色。

有人失望了：革命没头了。

有人绝望了：万岁的是蒋介石了，坐天下的是国民党了。

“东总”前指作战科长王继芳(47)的形象，颇像舞台、银幕和荧光屏上风靡一时的那种奶油小生。

一副时装模特儿般的身材，一张白白净净、挺讨某些异性喜欢的脸。

不过，其所作所为却大相径庭。

5月18日夜，“东总”前指从梨树撤退前，发现王继芳不见了。

大家也没当回事儿，以为他干什么去了，还等了一会儿。

两天后，林彪觉出不大对劲儿了：这敌人怎么就跟着屁股追，而且这么大胆、放肆呢？ 就在民主联军从四平东北、西北和正北分三路撤退时，王继芳正迎着国民党走去。

他可不是空手去的。

从脑袋到挎包，都装着从实力统计到撤退计划之类杜聿明求之不得的情报。

几天后，王继芳重返梨树，把房东那个面庞娇嫩、丰满漂亮的地主女儿领走了。

个把月后，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还送他一顶“少将参议”的乌纱帽。

他本是个红小鬼，在革命部队中长大的。

也许是过旱撑起了超体力的负荷，他累了，又遇上个多情的女人，而且也早就该成个家了。

这属人之常情。

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你就走你的。

也许是一时想不开，糊涂，动摇。

这样的例子也不少。

你仍可以和你所爱的人，去自食其力。

这样，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受审查，批判，戴上几顶帽子。

若能挺住，今天也会重过人的生活。

可他不，他旱就准备好了那么多“礼物”，临走还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他要用曾和他一铺炕上打呼噜，一口锅里搅马勺的战友的血，染自己的顶子，铺一条荣华富贵的前程。

1949年秋天，二野在重庆把他抓住了。

四野派架飞机把他载到武汉，审讯后枪毙了。

据说，那个喝松花江水长大的白白胖胖的女人，一直跟着他，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爱上了这个一副好衣服架子的男人。

他害了那么多曾经和他一样的人，也害了自己，还害了一个女人。

轻易不赞扬谁的林彪，曾赞扬“东总”情报部门：能顶得上一个主力纵队。

一个王继芳能顶多少敌人呢？ 9月25日，东北局在《关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中说：必须立即严格审查干部战士的成份，坚决清洗坏人。

(48) 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人，当时是“东总”作战科参谋。

一下江南时，5师在靠山屯打了胜仗，林彪让他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还未赶到，敌人增援上来了，5师撤了，他被隔在敌后。

5师没见到人，家里慌了神，以为又跑了一个。

他带着两个骑兵通信员绕了一天一夜赶回来时，有人正在查他的档案。

高秀成老人讲得更有意思：抚顺撤退后，营长高占会开小差了，带着管理员、通信班长和通信员跑了，骑我的马。

营长开小差了，教导员有责任，这没说的。

师里领导（老人是讲了姓名的）却非说我知道不可，是故意放走的。

我和营长是老乡，关系也挺好，可他要跑谁知道呀！把我“下放”到铁岭一个兵站当站长。

四平撤退那个乱劲，师找不到团，连找不到营。

我那个兵站也没人管，大概认为我旱跑了。

兵站加上一个宣传队，男男女女100多人，就一支枪。

转哪转哪，也算老天爷照应，在东丰找到了部队。

哪知道领导还是不放心。

我这个人心里不存话，爱发个牢骚，爱发牢骚就是重点对象。

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就坏在这张嘴上了。

让我到师里当秘书。

就念4年书，“秘”字都认不大准，怎么当这个“秘书”？为的是放到领导眼皮底下好放心。

还派个通信员监视，上街买盒烟也跟着我。

那个通信员也不争气，他倒跑了。

领导又说是我放走的，在柳河关我三个月，真能把死人气活了。

闲着没事，我就敲门砸窗。

领导来了，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

我说我没法经受这种考验，我不能把他们的觉悟都教育提高到中央委员那水平上。

某军副政委刘学友老人，1947年入伍后，就在北安军政大学读书。

毕业后到哈尔滨，还没分配工作，先搞“内部清理”。

会几句日本话的，不是“汉奸”，就是“特务”，关起来先打一顿。

他那个区队抓起1／10，最后又把抓人的人都抓起来了。

把这些都归咎于王继芳，是不公正的。

很多老人讲了很多关于“内部清理”的事情。

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也不知为的什么。

当过特派员的老人，讲起来也直摇头叹气。

陈世勋老人说，1937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300多人。

哪来那么多“托派”呀！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上，摇电话机上电刑。

受不了就招，招谁抓谁，招了就杀。

大都是些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点牢骚的。

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 有的老人说，要打仗了，被关押的“敌人”都要求上战场经受“考验”。

一些人就是想死在敌人手里——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什么滋味呀？命大的，没死了，回来再吊起来拷打，审问…… 一些人挨整，是因为开小差，投敌，或是被疑为要开小差要投敌。

肺部至今还嵌块弹片的吕效荣老人，正好与此拧着劲儿。

——日本投降后，你为什么要搞暴动，不回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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