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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和我的城(2/3)

建外SOHO，初春的时候，会有一簇簇白色的玉兰在楼宇间悄悄绽放，深秋时，也会有西风卷着金色的银杏叶随风飞舞。

东南角有座落满灰尘的旋转木马，没怎么见开过，常有疲惫不堪的同事说，熬不下去辞职那天，一定要去坐一次。

可是直到我们都离开，也没有谁真正登上过那些飞旋的马匹。

有一年春天，外交部一个同学外派阿富汗前找我辞行，我照例要加班，便趁晚饭时间溜出来请他吃了顿麻辣香锅，顺便艳羡地看看他红色的外交护照。

彼时，我内心颇为羡慕他们充满冒险和不确定的人生，而我的青春，仿佛钉在CBD摩天大楼的格子间里，守着尽调报告和并购合同，永无超生之日。

吃完饭，我们并排坐在建外SOHO的石凳上，正是杨絮飞舞的季节，不知道哪间咖啡店还是发廊里传出段歌声：所以倾国倾城不变的容颜，容颜瞬间已成永远。

就在那个瞬间，A座前巨大的“建外SOHO”银色灯箱瞬间启明，把那个画面狠狠刻在我脑海中。

之后好多年，每当在黄昏的落地窗口，看到孤独城市中霓虹灯点亮的瞬间，心里都会涌起淡淡的莫名忧伤。

入职半年后，那家实力雄厚的顶级律所在国贸桥北新开张的财富中心买了几层楼，我们像过节一般，在一个周五下午，把所有属于自己的办公用品都打包在所里发的纸壳箱内，仔细贴好名签，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周末去了。

那大概是我工作的头几年里，唯一一个提前放工的日子。

剩下的时候，大都是在出租车里听着北京交通广播十二点报时声后的盲音到家的，哪天下班路上能赶上春晓的《蓝调北京》（FM103.9，每晚二十一点至二十二点播放），就觉得好幸福。

为了尽可能多睡一会儿，也为了有独立的个人空间，我搬进了英家坟一栋20世纪80年代的红砖老楼，六层楼的顶楼，没有电梯，感应灯经常不感应，楼道里贴满了各种开锁通管道的小广告。

说是两居室，其实只有一居。

小的那间放着房东的东西，锁着门；我的活动空间，是兼做客厅、餐厅、卧室、书房的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还有个转不开身的厕所，和一个建在阳台上的厨房。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幸福得不得了，因为在北京，我终于有个自己的“家”了。

周末不加班的时候，我可以走一站地去慈云寺的华堂商场买锅，买蚊帐，买热水器；路过排长队的土掉渣烧饼店，不用犹豫，直接来俩；报刊亭买20块一本的《时尚》，虽然那上面推荐的品牌我一个都不认识也买不起；再顺手在路边推着板儿车卖便宜瓷器的摊上拎一只漂亮的碗…… 北京城里的生活还有多少可能，我尚不清楚。

但是我终于能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活下来了，虽然每天累得像狗一样，却充满骄傲、快乐和希望。

又过一年，我的人生突然有了新的转机，得益于所里一位老前辈的推荐，那家律所的某个顶级客户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是被他们开出的数倍于我当时工资的薪水所吸引，当然还有他们那个不容拒绝的、已经在全球闪耀百年的公司名称。

没错，这就是后来在很多场合，都被当作标签贴在我身上的、来自纽约华尔街的那家世界顶尖投行。

我以为，我只是把办公室从财富中心搬到往南一个街区的国贸大厦，没想到，那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机。

从2000年读法学院开始，我已经和法律打了七年交道，却在2007年的春夏之交，懵懵懂懂地和它说了再见。

由律师到投资人的转变，有多少艰辛和不易，在此文中，不做赘述。

只是我与北京的缘分，在那一刻，被拴得更紧了。

我们之间的纽带，除了集体户口、1000块的出租房，又因为工作，多了一条更坚实的联系——房地产。

2007年，正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风起云涌的好时代。

我们在亚洲数十亿美金的商业地产投资基金，也将目光聚焦在这片充满活力的新世界。

正式开工的当天下午，我就被通知去沈阳接收一个刚刚完成收购，某颇有名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在当地的别墅项目。

上午我的同事在广州和其总部高管顺利签约，我的任务是立刻飞去沈阳根据合同约定接管公章、财务章，并在项目公司的内部财务审批流程和重要的银行账户上添加我的名字。

美其名曰：Financialcontroller（财务监管人）。

在我还没搞清楚黑莓手机怎么用的时候，便收到了秘书的第一封邮件，机票酒店全部预订好，准备立刻出发。

我被这样的快节奏搞得有点慌乱，冲到老板面前说我得回家收拾下行李。

老板有点不解地问我：就住一晚，你需要带很多东西吗？被他一问，我有点尴尬地退出来，转念想想，还是得回去，因为我没带身份证，无法登机。

于是，那个在业界颇有名望的男神老板，送了我工作中的RuleNo.1（第一条纪律）：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都要随身携带，且保持在有效期内，我们的工作需要随时待命，随时出发，公司用这么有竞争力的package（薪酬待遇）把大家请来，至少，也要买到你们的时间。

“买时间”听起来有点残忍，工作久了才明白，这其实是一种mercy（仁慈），如果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对你来说也许珍贵的时间，对公司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二十五岁的时候，在一群毕业于世界顶尖名校，且个个家世优越的年轻同事中，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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