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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徽州之乱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当地,两京官场都有震动。
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湖广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户科都给事中石应岳纷纷上本,说徽州大乱肇始于丝绢税的改制,可见此事还需要仔细斟酌。
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为歙县人,即使没有偏袒之心,也该避嫌,这次出事他也有责任。
其实他们对于徽州丝绢案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在弹章里只是几句话寥寥带过。
他们担心的是,此事持续下去,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不稳定,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
所以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要,赶紧把这事平息才是真的,正如彭应时弹章里说的:“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
” 【注释】 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圣上万万不可犹犹豫豫、模棱两可啊!恳请圣上裁断是非,以正视听,杜绝此类争端,但愿能永保地方太平无事! 在重重压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书谢罪请辞,不过并未得到批准。
他户部尚书的位子暂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众的意见都太大了。
丝绢税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
哪怕已经有了圣旨,也得改。
只不过,皇上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
这脸,不能让皇上丢。
所以朝廷给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这么说的:“虽令由钦定,始有专擅之情,事属乡邦,不免有可疑之迹。
”意思是,圣旨虽然钦定了丝绢税的改革,但你们在具体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迹,大概是主事官员的籍贯落人口实了吧。
朝廷定的调子是对的,是底下的人给唱歪了。
谁唱歪的呢?到底还是让歙县出身的殷正茂背了这口黑锅。
上头既然同意修改丝绢方案,下面各路官员便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议。
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终于出炉。
这个方案与原来相比,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对五县多让了一步。
歙县丝绢税不变,减免的均平银数额,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由五县均摊。
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白银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
五县民众这次没敢再闹民变,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你当这是菜市场讨价还价?一块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体统了。
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 负担就是负担,一分银子也是负担! 老百姓闹了这么久,早就轻车熟路。
抗议申文和请愿书化为无数雪花,纷纷飞向各级衙门。
官员们面面相觑,还能怎么办?继续再议吧!议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这一议,就将近一年。
一直到了万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总算硬着头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豁免五县均平方案》。
此方案对歙县来说,没什么太大变化。
丝绢税照旧,减免的均平银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
而这2530两,并不会摊派到五县头上。
在隆庆六年,户、礼、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价银,减免了一部分,一直留在府账上。
同时还有一笔军需银,每年都会剩点结余。
徽州府每年从这两项合计抽走1950两,替五县补进均平银里,诸县再均摊50两,一共是2000两整。
如果以后每年军需银的结余不足,则从五县征派补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等于是徽州府把这笔税扛下来了。
这样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不要忘了,这个税是每年都交的。
徽州府料价银是隆庆六年的减免所得,数量只会减少,早晚用光;而军需银结余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万一是负数,那么这笔钱,还得让五县来承担。
换句话说,这2000两银子的来源,是不稳定的。
前面三个方案,是横向朝三暮四,让丝绢税在六县之间来回腾挪;这第四个方案,却是纵向朝三暮四,按时间轴来的。
五县初期可能交得少,可随着时间推移,几乎可以肯定会逐年增多,最后回到原来的水平。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对歙县来说,减免均平银的数量是2530两。
而从料价银、军需银和诸县分摊中抽走的,是2000两。
还有530两无法冲抵,账不平啊。
歙县和五县已经打滚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线,让谁多扛一分,估计都得爆炸。
要么,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 一般的调配,是不成的。
因为你这里减交,那里就要多交,算来算去,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
一干能吏高官,就为这区区五百多两银子愁眉不展。
这时,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这个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让它吃亏,岂不就正好两便吗? 什么?怎么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 有哇,两个字:协济。
所谓协济,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由上级出面协调,组织临近州府进行援助。
这种援助一般来说都是临时性质的。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为了防备倭寇,徽州府协济苏州、松江海防16,000两银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了巩固长江防御,徽州府协济镇江驻军1300两银子;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前往封国,徽州府协济池州10,000两,用于迎接仪仗开销。
这些大的协济,都是因事而起,事完了,钱就不用给了。
可还有一些琐碎的小协济,虽属临时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规,变成一项长期性的税负。
这是大明税制的一个特点,很多科目因循成例,轻易更改不得,日积月累,形成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链条。
这些琐碎协济,往往与军事密切相关。
因为军方的驻屯调动,不依行政划分而行,经常跨数府数县。
比如兵备道副使冯叔吉这个“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的头衔,就是依长江而备,跨越六府。
若想寻求地方支援粮饷,非得靠徽宁兵备道来协调。
因此,兵备道对各地的协济情况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员的建议,请兵备道出面,清查一下协济费用,看哪一项有不合理之处,取消便是。
兵备道也想尽快从这个泥沼里脱身。
于是在副使冯叔吉的授意下,兵备道清查了一遍账簿,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科目: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
这个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衢道全称是领金华、衢州、严州兵备道,它的驻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没什么关系。
徽州为什么要给它兵饷?而且这笔银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里明明是徽宁兵备道的驻地。
明明是徽州协济金衢道的费用,却要送去徽宁道的池州,这账目流向也太乱了吧? 仔细一查,原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了防倭,朝廷设立了应天兵备副使,统一协调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防务。
到了四十一年(1562年),这个机构被裁撤,却没有下家来接盘。
徽州府在那段时间,处于没有驻军保护的空白期。
本来朝廷觉得倭寇气焰不复往日,徽州地处内陆安全得很,这事不用着急处理。
没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闹了一次矿上骚乱。
一群来自金华的矿工化身流贼,冲入婺源县大掠一番,徽州六县为之震动。
当时的应天巡抚刘畿手里无兵可派,遂移文邻近的金衢道,希望他们就近协防。
协防需要兵饷,这笔钱自然得是徽州府出。
于是徽州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饷,每年解送衢州。
后来到了隆庆六年,朝廷设立了徽宁兵备道,把徽州防务从金衢道接回来。
按说这笔饷银该随之转过来,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可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觉得可以从中渔利。
首先,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于情于理这都是应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徽宁兵备道给金衢道移文,说徽州防务我们接手了,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
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办了移交手续。
最关键的手法来了:徽宁兵备道并没告诉徽州府,兵饷发生了转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中间加上“解池州府”四个字,意思是,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送到池州来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没觉察这个小手段,还觉得挺高兴。
因为解送兵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这么一改“解池州府”,我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
阖府上下,都赞颂兵备老爷体恤民情。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名义上一笔给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
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
说白了,这算重复征税。
有人也许有疑问,交两次钱,徽州府难道傻吗? 奥妙就奥妙在这儿了。
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一项是给外地驻军,一项是给本地驻军。
如果不知道“协济金衢道”的前因后果,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
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
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纳“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
既然没人通知取消,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也没人追究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吗?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
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
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负担就更大了。
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
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
就这样,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高,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
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烦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
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里被消耗了。
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天下大乱。
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
大明灭亡的原因,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咱们书归正传。
前面说了,“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这笔税银,本身并不合理。
徽宁兵备道一直很担心,万一又碰到一个类似帅嘉谟这种爱较真的人,说不定会再起波澜。
这一次既然有人提议,兵备道索性顺水推舟表示,为了徽州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吃点亏,从这笔兵饷银里抽出530两来,把最后的亏空补上吧。
这笔原本是重复征收的税,就这么巧妙地被洗白了。
兵备道高风亮节,解决了最后的问题,诸位官员看到了成功的曙光,连忙又经过一轮讨论,做了一点微调,使之更加完备: 减免料价银的库存有限,不能支撑逐年抽调,直接并入军需银。
五县额外负担的那50两也算了,省得他们啰唆,直接也并入解池州府兵饷银。
于是,在万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炉了。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2530两。
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集妥协、折中之大成,把负担压力分散到歙县、徽州府、兵备道等诸多方面。
这样一来,歙县少交了2000多两银子,心满意足;五县一点负担不用加,也心满意足;徽州府和兵备道略吃了点亏,但消弭了一场大乱,杜绝隐患,也合算。
对朝廷来说,一则上交的税款并不短少,二则趁机清理冗税杂役,统一钱粮,对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这个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难怪执笔者得意地称其为“共免两全法”。
这一次,上上下下俱松了一口气。
兵备道赶紧发布大字榜,通告六县新的税制,并得意扬扬地宣布:“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
” 我相信,在张榜公布的一瞬间,这几个字轰然化为斗大的金黄色大字,配着恢宏的音乐,在徽州官场大小官员脑海中旋转。
他们此时一定百感交集,涕泪交加。
不容易啊,这一场肇始于隆庆四年的大纷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先后五版解决方案,至万历七年终于彻底消弭。
中间多少波折,多少折腾,总算熬过去了。
尘埃落定,生活还得继续。
让歙县人感到高兴的是,旷日持久的丝绢纷争,把各种细节、征派原理都讨论得很透彻,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脚,反而会主动找别的税目设法再减免一点。
这时又赶上了朝廷推行一条鞭法,所以歙县所承担的人丁丝绢,不必全以实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银或折色折银,不必先卖粮食再买丝了,无形中又少了一层负担。
据学者考证,万历七年之后,歙县真正实交的人丁丝绢税,其实只有额定的七成。
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学霸帅嘉谟所赐。
而帅嘉谟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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