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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2/3)

兵备副使冯叔吉兼领。

由他出手发出宪牌，是暗示徽州府，这次别再用“恐生民乱”当理由了。

真闹起来，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

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嘉谟之前，歙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

这一回，上有应天巡按、兵备道副使支援，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上下一起发力，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底气十足。

此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独闯敌阵，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摆明车马要做正面决战。

面对这空前的压力，徽州府自然无从抵挡。

五月十日兵备道的宪牌发出，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转发给五县，催促他们前来合议。

大家要注意，这个五月十四日，是宪牌送到五县的时间。

也就是说，徽州府几乎一收到兵备道的文书，一点没耽误，立刻转发出去了。

可见徽州府是真吓坏了。

面对歙县蓄谋已久的突袭，其他五县一时间蒙了。

这事不是早黄了吗？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 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过来商议。

这回，五县不能像上次一样装聋作哑了，必须有所表示才成。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

这是仅次于歙县的大县，实力位居五县之首，更是朱熹老夫子的乡贯故里。

知县吴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算得上神速了。

可惜速度虽快，质量却很糙。

这篇申文的论点，和当年绩溪杨教谕的一样，指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被罚补交“夏税生丝”8780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

至于“人丁丝绢”，那是南京承运府的事。

这个论点破绽很大，无甚新意。

不过这也没办法，一共没几天时间，吴琯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

不过吴琯到底也非庸人，他后来官至给事中，说明头脑很好使。

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 查阅黄册。

黄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

它是一手资料，最具权威。

黄册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攒造，十年一届，从无中断，涵盖每一个大明府县，具体到户，是中国档案史上的一个奇迹。

吴琯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只要去查黄册档案，自然知道谁对谁错。

按照规定，每一届的黄册都会抄送数份，本县本府本省各自留底，原册送交南京户部。

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原册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吴琯此举，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

虽然阵势不如歙县，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徽州真的太厉害了，只是辖下两县打架，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

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绩溪县也加入战团，同样是知县领衔。

有了婺源县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

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征生丝”上。

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徽州一共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

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大明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贡木瓜，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

所以如果独在歙县征收生丝，《大明会典》一定会单独写出来“征于歙县”。

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就不必去管；淮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睢宁、赣榆两县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义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缴纳。

列完这一大堆，陈嘉策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大明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

所以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哦，对了，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翻箱倒柜，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两县打起头阵。

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宁、祁门两县终于桴鼓相应。

休宁的知县陈履，应该也是个学霸级的人物。

他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兵强马壮，索性撕开那些弯弯绕绕，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夏麦9700石，折绢4000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缴纳“人丁丝绢”8780匹。

多交的4000多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陈履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改科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以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

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3斤。

每24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是8779匹整，没有任何问题。

（原始资料即如此。

） 陈履的调查成果，还不仅止于此。

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 陈履考察了一下，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悌等几个乡里，本来是有桑园的，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

显然，生丝是歙县特产土贡。

在洪武十年（1377年）、二十四年（1391年），永乐十年（1412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

到了弘治十四年（1501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但定额8779匹没有改动过。

虽然歙县现在不养蚕，得去外地买丝，但当年它明明可以靠自产。

朝廷征丝绢税，只可能是从歙县收。

至于《徽州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很简单，因为《徽州府志》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当然得掺私货啊！ 至于为什么在《大明会典》的记载里，只写“人丁丝绢”征于徽州府，没写独征于歙县，陈履的解释就三个字——没必要。

会典是国家级档案，只记录到府就够了，没必要写到县这么详细。

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根本荒唐。

陈履的回答，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

帅嘉谟就是当面辩论，恐怕也会感到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写得极其乏味，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

没办法，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申文由县丞刘守德代理撰写。

又过了一个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吴琯、陈嘉策、陈履三员大将坐镇，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

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根本扛不住呢！ 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

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

五县经过反击，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

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

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

他们一打听，立刻坐不住了。

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 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一时之间，六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

徽州风俗一向健讼，百姓一碰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

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没法调停这个纠纷。

于是六县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

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儿告状，有绩溪县士民跑到应天巡按那里诉苦。

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

两院、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

面对这种窘境，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

”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

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或者说，徽州府怎么敢拿出结论来啊？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连民间都争吵不休，甚至已经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

六县民怨都在蓄积，谁敢去惹？ 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到了万历三年年底，十二月初一，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

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丝绢”8780匹，均摊六县。

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遂哄骗歙县先垫上。

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改入“夏税生丝”的科目里。

从此以后，徽州在歙县征收“夏税生丝”，向上缴纳“人丁丝绢”，瞒天过海两百年。

对于吴琯、陈嘉策、陈履三个人的反驳，帅嘉谟却未置一词。

徽州府拿到帅嘉谟的呈文，再次转发六县，要求合议。

这篇转发公文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突然重启丝绢案的调查。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丝绢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头。

从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

原来早在年初，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责问徽州府，四年前让你们查勘“人丁丝绢”的事，到底查得如何了，徽州府这才想起来。

隆庆五年，帅嘉谟进京告状，曾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

后来帅嘉谟失踪，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事给忘了，也就搁置不理了。

谁知道，时隔四年，户部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来文催促。

而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不一样，文书前头写得清清楚楚：“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

钦遵。

抄出到部，送司。

” 奉圣旨？这是惊动皇上了？ 不对，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这个“奉圣旨”，其实是代表内阁的授意，搞不好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

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你说徽州府慌不慌？所以从万历三年二月开始，徽州府一反常态地积极推进丝绢案的查证，而且处处偏袒歙县，结果惹出来了一场六县大辩论。

如今吵到年底，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行到五县。

五县立刻跳了起来，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纯粹在自说自话。

这次五县不单干了，正式抱团，合着发了一篇《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

他们懒得多费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条，即此前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如系六县公赋，甘派无词；如系歙县额科，乞严将帅嘉谟等正法治罪！” 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是不是，用证据说话！ 歙县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讽：“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岂各县抗违不回，延挨会计，歙苦无伸，恳恩差人守提，早赐均摊归结。

” 翻译一下：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让各县速将各自的人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仔细核查，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查明白了好回话。

哪知他们竟如此大胆，拖拖拉拉，至今未有结果，害我们歙县有苦却无处申冤！恳请大老爷差人提档核查，早将这笔重税分摊六县，以示公平！ 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 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撕得昏天黑地。

巡按宋仪望看到这一幕，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积愤已久，五县纷争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复置私喙矣。

” 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什么模样，生怕酿成民乱，所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别讲道理了，和和稀泥，赶紧把这事平了”的意味。

上下的压力，全落在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心想，得，我过不好年，你们谁也别想过好。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毋徒执词混扰，致碍转夺，此系至紧事理，难容延缓，如违，提究该吏不贷。

”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不许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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