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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2/3)

嫌犯，该嫌犯在另一个城市杀人潜逃，截至昨天夜里市局得到确切消息，他已在这个城市桃花街一间居民楼里藏匿了一个月之久。

王铁经过这条小巷子的时候听到了枪响，其时，嫌犯已经躲在楼里枪杀了两名刑警，这两名刑警都以枪法精准而著称。

王铁感到全身血脉都突突地贲张开来，即将冲破肌肤，奔涌在清晨静谧的空气中。

他没有枪，他们的枪在每次执行完任务后必须上缴，锁在保险柜里，那天早晨王铁用来枪杀嫌犯的枪，是他拿着证件从指挥围捕行动的刑警大队长手里临时借用的，他们很相信这个不怕死的同行。

王铁跟嫌犯几乎同时朝对方开了致命的一枪，嫌犯当场死亡，王铁被送往医院，当我接了电话赶到的时候，王铁已经死了。

我所担心的王铁将要掀起的一场离婚风波，以王铁的死为代价，无声无息地夭折了。

在陪朱小青整理遗物的时候，朱小青发现了一个用胶带封了口的公文袋，我猜那里极有可能装着王铁用来跟朱小青决裂的证据，我静静地站在朱小青旁边，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朱小青伸进手，掏出一个光盘，看了看，塞进电脑光驱里，光驱吱吱运行的声音惊心动魄地响起来，但几乎就在同时，电脑屏幕黑了一下，主机发出自动重启的嗡嗡声。

朱小青嘟囔了一句，对着出了故障的电脑抬腿踹了一脚就离开了。

她把精力短暂地放在了光盘上，又迅速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她很累，需要把有关王铁的东西都清理一遍，找出一些上级需要的物件，以便在两天之后的追悼会上向群众展览。

无比忙碌的朱小青忘记了那个光盘，我把它从光驱里退出来，偷偷放到自己的包里。

追悼会结束之后的朱小青跟以前相比有所变化，据我的姑父也就是朱小青的父亲说，朱小青回乡之后看到衰老的母亲，意外地掉了泪。

我无法想象当时的场景和朱小青流泪的原因，太令人费解了。

如果王铁还活着，他能从朱小青的日记里找到这个答案，但现在王铁死了，没人会去破解朱小青日记的密码，而此时的朱小青已经是我看不透的朱小青了。

她跟我的交好已明显在走向消失，我们罕有在一起吃饭喝东西美容美发的时光了。

冬天快要过去了，我在这个城市的几个商场里跑来跑去，希望可以买到一条黑白纹相间的羊绒围巾。

本来我以为这样的围巾很好买，事实上并非如此，我跑遍了这个城市的所有商场，才勉强买了一条只能称得上外貌相似的围巾。

我把围巾送给了歌手，同时送给歌手的，还有一张价值不菲的银行卡，他可以拿着它，到北京去，或者到其他城市里去。

总之，他不用再到地下通道里卖唱了。

在一个午夜时分，歌手按照我的意思，从亚细亚酒店旁边的冬青丛边经过，戴着我送给他的围巾。

我站在酒店停车场，遥遥望着歌手，戴了围巾的歌手更像五年前的马龙了。

我箭一样地跑过去，高声叫道：马龙！歌手停下来，假装有些惊慌地看着我，我拽住歌手的胳膊，甩来甩去，说，真的是你，马龙！歌手被动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以假乱真的悲喜交集。

我扎进歌手宽大的怀里，把眼泪蹭在他的衣服上，告诉他我是多么想他，五年了我一直想他。

接着，我从他怀里挣出来，开始叱骂他，我说，马龙，你这个混蛋，狗娘养的，你涮了我！你说要跟我登记结婚，自己却跑掉了！你跑哪了？跑了干吗还要回来？你为什么不死在外边呢？最后，我抬起胳膊，扇了歌手两个耳光，我说，混蛋，你滚吧！ 歌手最后看了我一眼，围着那条围巾，揣着那张银行卡，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消失了。

我不知道他消失在哪里，是走进了地下通道，还是旁边的小街，还是隐入了午夜灿烂的南大街。

他走后我低头看了看，我手里抓着我送给他的手机。

我把它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时间之远 王秀梅 不得不先说说我的父亲。

这个性格暴戾的男人对我的性格形成、进而从事文学影响深远，一方面，我痛恨他随时而至没头没脑的拳脚，另一方面，谁也不知道，我无比尊崇地爱戴着这个身高接近一米八、以村支部书记身份叱咤村里村外、各路朋友多得山呼海啸的男人。

他是一个矛盾的魔鬼，用身边随手可取的工具作武器，对我进行频繁的施暴：用拳头打我的额头，用饭勺磕我的脸，还用粗粗的木棍捅我的肚子。

有些责打伴随着极其牵强的理由，而多数责打毫无道理。

后来据我分析，他在利用这种方式、通过我，达到自己的某些释放，因为也许他太累了，在我记忆里总是会有那么一些村民到家里来找他的茬，让他过得很不安生。

而据我观察，他是一个难得的清廉的村官，在他执政十六年期间，只贪污过村里订的一些杂志，这些杂志还是负责收信的人主动送到家里去的，无疑那是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

但是我父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些本应放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杂志在我家里定居。

接下来李鱼烦恼地站在客厅里，四面环视。

这个六十平方米的空间从明天起就要接受另一个人的入侵，这个入侵者是李鱼一生里只要触及就会感到心尖颤抖的人。

「您(」　　除此之外，我家里还莫名其妙地存有《新儿女英雄传》、《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射雕英雄传》这样的“大书”。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我父亲用他的暴力统领着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性格：忧郁、敏感、彷徨、易惊，甚至厌世，而让我愤愤不平的是，他对我的其他三个姐妹都很好，同众多的农村父亲对子女的态度一样，他对他的四个女儿都疏于呵护，但至少她们从来不必担心挨他的拳脚。

至于为什么他偏偏对我一个人动怒，我母亲的解释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很爱哭，没有道理的、没完没了的哭。

难道这就是理由吗？我丝毫不这样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我很孤独，我的三个姐妹很当然地被我疏远了，同时被我疏远的还包括我的母亲，那个看着我挨揍而不予理会的女人。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只能选择跟上述那些杂志为伍，用通俗的话说，它们转移了我很大部分的精力，使我用来沉默、发呆、反复咀嚼那些打骂和冷漠的时间相对少了许多。

在那个时期，我跟其他女同学一样拥有几件私人物品，它们都跟艺术有关：歌曲手抄本、影星剪贴本，稍微喜爱看些书的女同学还有一个本子专门用来抄书，内容无非是琼瑶的那些对白，层次再高一些的，抄录一些唐诗宋词。

我当然也有这样一个本子，但抄的却是小说。

举个例子可以证明我当时对抄录小说这件事情的痴迷：我甚至还抄过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当然是某些片段，描写景物的，还有心理的。

当时那样的本子我拥有好几个，抄录的内容通通都能背诵下来。

OCTOBER因此必须得说，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当了一个村官，并做了他执政十六年里唯一的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把那些书据为我们家所有。

尽管他和我的母亲自以为是地把《红楼梦》和《金瓶梅》视为禁书予以掩藏，但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反叛，终于有一天我从母亲收拾得极不利索的衣柜里找到了《红楼梦》。

可惜的是我当时对它不太感兴趣，一直读不下去，我喜欢读的是那些杂志上的当代小说。

某一天我在一本不算文学刊物的杂志上读到了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那是个石破天惊的日子，我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强悍的力量所击中，同时，我感觉我的青春哗的一下就来了。

在那个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深远：我的父亲有一天忽然写起了剧本。

也许这件事情他觊觎已久，也许只是心血来潮，总之它的起因是一部名叫《咱们的牛百岁》的电影，我父亲得知写这个电影的居然是一个农民，他想他干吗不也写一个呢？他准备了很多纸质优良的稿纸，很像模像样地取了一个题目叫《喜变》，然后设计了一串剧中人物，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创作。

这个时候，无疑，他订的那些跟剧本有关的杂志派上了用场，他中规中矩地按照杂志里剧本的格式，一场一场地边编边写。

这项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我父亲可能生怕被别人知道了笑话，在我看来，他是出于对这个剧本最后是否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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