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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3/3)

害者援助工作。

她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如下证词： “我是从DV究竟是什么这一初步的事实谈起的。

我特别想说的是，‘恰恰是无力逃脱，才是家庭暴力的最大特征’。

和我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受害者一样，被彻底孤立的绪方未能摆脱松永的掌控，这绝不是什么特殊的案例。

” 当法官询问她“是否也有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的案例”时，石本进一步说明了受害者杀害加害者的案例，以及根据加害者的指示而虐待或杀害第三方的案例。

在法官进一步强化其心证的过程中，石本的这些证词应该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据我推测，法官在批准了纯子律师团关于石本出庭作证申请的那一刻，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对纯子减刑。

否则，传唤受害者支援专家出庭的这种“特例”是很难得到批准的。

世上有许多DV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案子。

但是，据我所知，从没有见过或听过让此类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

例如，曾有受害者在逃到庇护所之后，又返回丈夫身边，却又立刻杀了丈夫。

当时负责管理庇护所的DV受害者援助专家作为证人出席了审判。

但是，案件当时的DV受害者援助专家并非作为被告人的相关方站在证人席上的。

因此，从对DV的初步说明开始，到呼吁对被告人酌情处理，这样的审判难道不是前所未有的吗？我们只能认为二审的法官意在揭示DV带来的深刻影响，并尽可能想在判决中反映出来。

在采访这次审判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印象：法庭下达同意纯子减刑的判决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法院裁定，“（这一系列案件是）在松永的主谋下，通过诱导性言辞将受害者拉拢到一起，让他们互相监视告密，互相对立，从而再三实施的”。

与一审判决一样，法庭认定松永是案件的主谋。

而且，关于纯子所起的作用，和一审判决一样，认定为松永的共同正犯：“察觉到松永的意图后采取行动，并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主动参与了犯罪活动，在犯罪中起到重要作用。

”至于最大的争议点――纯子的责任能力，因为纯子向松永提议要把小彩和优贵托付给亲戚，由此认定纯子“对是非的判断能力并没有问题”，否定了纯子律师团所提出的“精神失常”的说法。

但另一方面，关于纯子在犯罪时的心理状态，二审判决中指出“受到了松永通电等家庭暴力的强烈影响”“被迫参与了违背本意的杀人行为和尸体肢解作业，多年来作为被告松永的手下，被迫从事肮脏的行为”“出于强烈的恐惧，顺从了松永的指示”，等等，并认定了纯子判断能力下降，“不能否定正常判断力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的可能性”，且进一步指出“可以看出，她在被捕后，能在自己的记忆范围内，毫无隐瞒地坦白事实，帮助查明案情，并在真诚的反思中恢复了人性”“其情况与被告松永迥然不同”。

事实上，对纯子的减刑给出了多种原因。

最后，法庭得出结论：“我们不得不犹豫是否对绪方被告判处极刑。

我们认为，判处她终身监禁，让她在赎罪中度过余生是适合的。

” 关于二审的审判长，许多人发表感想说他“颇具同情心”。

但我认为，这个判决更多的是基于“理”，而非基于“情”。

关于本是善良公民的绪方一家在松永的指示下自相残杀一事，就连一审检察官也在总结发言中认定，其中有虐待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松永控制关系的存在。

但对于遭受长期虐待达二十年之久的纯子却不予认定，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并且在一审判决中，并没有提及一家人自相残杀的原因，而仅仅通过直白易懂的事实关系构建起一套简单的逻辑，就此而判处了纯子死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审法官坚持要查明案件中最令人费解的核心部分，并冷静地进行理性的思考。

作为其思考的结论，我认为法官避免对纯子判处死刑的决定是在情理之中的。

据新闻报道，在二审的最后发言中，眼含热泪的纯子哽咽地说：“我憎恨那个在过去的接受了暴力的自己。

”在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瞬间，她就这样直直地看着面前的审判长，面无表情。

但是在闭庭后与律师团见面时，她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判决，大脑里一片空白。

” 另一方面，在法官宣读判决书的过程中，松永听到纯子减刑原因一节时，顿时满脸通红，停下一直在认真做笔记的手，把笔记本和圆珠笔扔进了袋子里。

当法庭上响起“判处绪方无期徒刑”的判决声时，松永像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愤怒，微微点了两三下头，脸上泛起潮红，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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