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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 作者钱穆(2/3)

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

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

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

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

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

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

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

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

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

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

若我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

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

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

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

他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

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

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

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

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

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全。

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

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

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这是看来很正确的。

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

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

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

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

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

即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

这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

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

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

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

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

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地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

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打倒。

其实这问题已转了身，已不是某种政治与制度该打倒，某种社会与经济该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该废弃了。

可见思想理论，讲这一部分的，都会牵涉到别一部分。

未经多方面考虑，未经长时期证验，是无法就下定论的。

总论 上面讲了五次，我想再对中国历代政治，说一点简单的看法：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

以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

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

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述。

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

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

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

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

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

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

这问题孙中山先生也提到，对于新的县政，我们该如何建设，旧的省区制度，又该如何改进，实在值得我们再细来研究。

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

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

固然民国以来数十年的中央始终没有能达成圆满稳固的统一，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正取得。

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

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

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

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

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

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

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

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

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

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

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配寸，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

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

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

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

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

这是顾亭林的苦心。

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

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

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

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

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

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

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

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

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

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

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

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

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

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

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

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

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

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坐观。

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

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会就不通，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

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

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

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

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

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变成纨绔子弟了。

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

我们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

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系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传统了。

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

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将。

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

虽说此后这一毛病可以没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

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

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

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

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

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

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

”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

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

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

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

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

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

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

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

几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变了新花样，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先求国家之统一。

要求统一，便要中央集权。

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

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

而且建立中央，同时又须顾及地方，这不是更困难了吗？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

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

然而我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

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

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

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

但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

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

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远虑，确有他所见。

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

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

但民众意见，终是句空话。

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

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

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

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

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

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

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

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

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

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

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发，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

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

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

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

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

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

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

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

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

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

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

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

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

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

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

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

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

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钱穆年表 1900七岁入私塾读书 1903十岁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十二岁父逝 1906十三岁入常州中学堂 1910十七岁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十八岁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廿四岁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廿五岁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廿八岁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廿九岁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卅三岁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卅四岁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卅六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卅七岁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四一岁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四三岁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四五岁《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四七岁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四九岁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五十岁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五二岁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五四岁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五五岁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五六岁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五七岁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五八岁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六一岁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56六二岁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六三岁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六六岁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欧访问 1961六七岁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六九岁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七一岁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七三岁十月迁居台北 1968七四岁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七五岁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八十岁撰《八十忆双亲》 1976八二岁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八四岁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1979八五岁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八六岁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八七岁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九十岁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九二岁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九四岁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九五岁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九六岁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 钱穆先生小传 钱穆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六月初九（公历７月３０日）生于江苏无锡，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卒于台北，享年９６岁。

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元（１９１２年）改名穆。

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

七房桥以钱家先世七房受名。

钱穆曾祖绣屏为国学生，祖父鞠如为邑生。

祖父治五经和《史记》。

穆父承沛，字季臣，幼时有神童的美称，１６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于身体多病，未求取功名。

母蔡氏，乡里称淑德。

钱穆有一兄一姐两弟。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

四年间得到良师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华山、顾子重等先生的民族精神、人文素养的启发、获益匪浅。

钱穆十二岁时遭父丧，家徒壁立，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

他十三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深受校长（时称监督）屠孝宽的爱护。

历史、地理老师吕思勉的教诲对钱穆影响很大。

１９１０年冬钱穆因故退学，次春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被迫解散，钱穆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１９１２年，钱穆十八岁，任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学。

次年任教鸿模小学（其前身为果育小学），教高小国文、史地课程。

他研读《孟子》、《史记》和毛大可的《四书改错》，又喜读《东方杂志》和严译数种。

时钱穆以未上大学为憾，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说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即求其书读之。

他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

他后来著《先秦诸子系年》，订正《史记·六国年表》，即是受夏书的启发。

１９１４年夏，钱穆任教设于梅村镇的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同时兼任鸿模小学的课。

一年后才专在县四高小任教。

在繁忙的教书工作之余，坚持读书，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钱穆授《论语》课，正好在读《马氏文通》，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

是书１９１８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钱氏之第一部著作。

又读《墨子》，发现多处伪误，成《读墨解》。

后询悉孙诒让有《墨子诂》，才自知孤陋，于孙书逐字细读，并自此留心清代考据之学。

钱穆因读严译《穆勒名学》有得，故对孙氏解《墨经》之未尽惬意处，逐条改写，成《墨经解》。

１９１７年秋，钱穆完婚。

１９１８年是钱穆读书静坐最专最勤的一年。

１９１９年秋天，钱穆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五岁。

他受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企望通过与幼童接触，改革教法，并试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

此期间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

１９２２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校长及泰伯市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

不到一个月，应施之勉教务长之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

１９２３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荐钱穆至同校任教。

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另开一课（第一至四年分别开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教者自编讲义）。

钱氏的《六书大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即编撰于斯，后三种均出版。

１９２７年秋，钱穆执教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

１９２８年春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作《墨子》和《王守仁》。

是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

他的长兄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渡，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

两月之内，连遭三丧。

钱穆在苏州中学期间，课外主要研究工作为撰写《先秦诸子系年》。

１９２９年，钱穆与张一贯结婚。

是年，顾颉刚、胡适相继来苏中演讲，钱穆得以与顾、胡相交。

顾颉刚读到《系年》初稿，建议钱氏到大学教历史，并向中山大学推荐。

钱氏虽获中大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恳请钱再留一年，逐不果行。

钱与蒙文通曾通信论学。

１９３０年蒙文通在南京讲学，曾来苏州与钱相见，畅谈数日。

蒙文通赞誉钱之《系年》可与顾享林诸前贤的论著相媲美，认为“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由于顾颉刚的推荐，１９３０年秋，钱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时年三十六岁。

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

是秋，恰逢刊载了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出版，此文亦系顾颉刚先一年所约。

是文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袭刘逢禄今文经学家关于刘歆伪造经书《春秋左传》等不实之言，列二十八事，考据确凿，详实可信。

此文既出，学林推服，胡适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

１９３１年夏，钱穆始受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亦请兼课。

他在北大教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另开一门选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各教授同时开出的上古史方面的课程有八门之多，意趣各异。

故钱穆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

北方学风浓厚，教授之讲义稿，任校内外人士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未讲而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

翌年，北大教授钱穆开出选修课“中国政治制度史”。

当时历史系负责人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现在已改为民国，对以前政治制度不必再作研究。

钱穆则认为研究历史，对于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应该知道。

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鼓励政治系全体同学选修这一课程。

后来历史系同学也来旁听。

当时中国通史为部定必修课程，１９３３年秋，傅斯年与同仁集议，以为国难方亟，当编刊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通史课本，藉以唤醒国魂，御侮救国。

北大通史课向来分聘北京史学界名家共同担任讲席，钱穆也分讲一席。

他认为通史课多人讲授，不相通贯，殊失通史意义，遂提议由一人独讲，贯穿始终。

通史课后改由钱穆一人承担，一学年讲完，没有间断。

学校特为他专置一助教。

此课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加有高年级和其他院校学生旁听，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

诸生聆听钱先生的课，感奋不已。

此时，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

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一说有二人，一说有三人，两说中都有钱先生，能与钱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适一人。

相对于过去在中学任教，钱穆在北大期间，课余多暇、生活安定。

他利用北京书籍资料借购的便利和学人之间切磋交流学问等缘会，潜心修订、增补《先秦诸子系年》，１９３３年秋得以完稿，１９３５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稿含考辨专文一百六十余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张。

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误。

钱穆通过研究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误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定世排年，疏证细密。

春秋战国之际的史料向来难以考徵，钱穆这一伟著使读者对复杂的先秦学术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认识。

这是钱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

学界对这一杰作评价很高，陈寅恪推崇是书“极精湛”，“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１９３７年５月，钱穆的又一代表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作者在北大上课之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是书批评近代学者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宋之是非。

他把清代学术的渊源上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三大儒，乃至宋学，指出清代汉学诸家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

顾、黄、王开清代汉宋两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

是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侧重论述每一代表人物的论学思想主旨，指出诸学者对于天下治乱用心之所在。

过去学者论清代学术，只强调考证，钱穆不仅重考证，尤重义理致用和终极信念。

特别是作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讲授此课，借此而抒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批评全盘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论。

杨树达先生盛赞此书为“佳书”，肯定作者“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

抗战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于北大，又兼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

当时北平人文荟萃，钱穆有幸结识了许多学者。

除顾颉刚、蒙文通、胡适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冯友兰、陈寅恪、吴宓、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吴承仕、陈垣、孟森、马衡、傅斯年、萧公权、刘文典、杨树达、余嘉锡、闻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向达、吴其昌、贺昌群及由南京来游者缪凤林、张其昀等数十人。

而顾、汤、蒙与钱交谊最笃。

这些学人各有所长，世局虽艰，而均能埋首著书，学业有成。

在此期间，钱穆常去琉璃厂、隆福寺访寻故籍，自谓为平生一大快事。

所得薪金，除菜米外，尽耗于此。

他先后购书五万册，有不少秘笈，惜“七七”事变后无力迁藏，遂致散落。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全面爆发。

不久，北大文学院迁至南岳。

１０月，钱穆与汤用彤、贺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经广州、长沙抵南岳。

钱穆居此常到山下南岳市图书馆读宋明诸家集。

一度钱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合住一屋。

冯友兰把《新理学》书稿送钱穆审读、批评。

学校旋迁昆明，乃结队经桂林、南宁，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南至蒙自。

同事陈梦家曾选读钱穆通史课，力促通史教科书正式出版，以应时代、青年之需。

时文学院复迁昆明，钱穆则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后移居寺中，撰著《国史大纲》。

通史课程，前在北平讲授四年，迁来昆明后又两度讲授。

每周四、六晚间开讲，二百余座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来自校内外的学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据窗台，或倚窗外，盛况又过北平时代。

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加上钱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擅长讲演天才，感染力强，故讲者听者易引起共鸣，极一时之盛。

钱穆于１９３９年暑假携《国史大纲》书稿至香港交商务印书馆。

当时规定，书籍著作要经政府审查后方可出版。

钱穆这类书，要经审查并依指示修改后呈请再审查，才能付梓。

钱穆坚持己见，最后几经周折才于１９４０年６月按原稿出版。

是书引论被学林推重为“近世大文章”。

引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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