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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列车（二则）(2/3)

。

路上遇到的人多半都热情而诚实。

从丽江去大理的长途车上，我睡着了，手机滑到地上，没有发觉。

到大理下了车找不到手机，心里顿时一凉。

跑回长途车站，发现车子已经返程回丽江了。

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打听了司机的手机号，心里几乎不敢期待。

电话通了，出乎我意料，司机立刻说是的，有人捡到了。

第二天下午同一班车，司机帮我送到大理。

我试图感谢，司机挥挥手走了。

当我回忆起这些事情，我发现我在外面曾经遇到过如此多的隐形的危机。

我总是不知所以然地闯过各种危险，却又总在最后安然无恙，一些东西失而复得，一些人经过身边又擦过去了，一些地带走过去又平安地穿了出来，就像昆明郊外我独自走过的那片田垄。

回想起来，这是我的运气，但不完全是运气。

在我独自上路之前我不曾想过会是这样。

这个世道并不像我起初想象的那样安全，但也不像很多人试图告诉我的那样危险。

那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似乎没有做梦，一直沉沉地穿过夜的大陆，穿过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穿过莽撞奔跑的肆意年华。

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夜应有呼啸的风。

我甚至想象那一夜如果我没有睡着，一夜醒着失眠会是怎样。

火车在深夜在山洞里穿入穿出，所有包厢都关着门，连走廊都是黑的。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阳光明媚，我坐在包厢外的小桌旁看书。

我好奇地看着从另一个车厢走进来的人。

他们的着装非常扎眼，车厢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们。

他们穿着制服，淡蓝色的短袖制服，肩膀上有我看不懂的图案。

他们从一个包厢走到另一个包厢，熟练而惯例性地扫过每一个包厢，看他们想看的，找他们想找的。

从一个包厢到下一个包厢，每一个进去一会儿又出来，就像一阵冷冽的风，吹过的地方一片杂散、睡意全无。

他们不说他们的来意，然而谁都能猜出模糊轮廓。

他们迅速、寂静、忙碌，带着一种无以名状的紧张感，一步一步向我走过来。

我的包厢门忽然开了一下，姓李的大叔探出头来，看了看，又把门关上了。

他们开始起床穿衣服了。

“身份证。

”穿制服的人终于走到我面前了。

我掏出随身的钱包，掏出身份证和学生证给他。

“这是查什么？”我问。

“例行检查。

”那人说。

他低头看了看，就还给了我。

“名校生啊，”他说，“你住这包厢？” 我点点头。

他开始敲门。

其他三四个人都站在他身后，一言不发地等着。

敲了一会儿，门开了。

接下来的过程漫长而混乱，我看着他们进了我的包厢，例行公事，然后再没有出来。

我看着他们简短严肃地要求看每个人的身份证，但是看完不作罢，还要看行李。

我看到他们在我的床上坐了下来，三个人坐成一排，对面坐着两个大叔。

我看到我上铺的男孩被他们忽略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想出来却又不被允许。

我看到另外两个人一左一右守在包厢门口，就站在我身旁，还不时意味深长地朝我笑笑。

我也不被允许随意离开。

可以去厕所，但是剩下的时间被礼貌地要求守在原地。

于是我看到了大部分过程。

我是说，在包厢门开着的时候我看到了大部分过程。

安静的、冰冷的、絮絮低语的、像高墙一寸一寸倒下般的缓慢而恐怖的过程，我看到了绝大部分。

五个多小时。

来者没有离开。

从一问一答像矛与矛干干净净短兵相接，到十问一答如沉默的盾接住攻击，再到有问无答盾千疮百孔矛抵住心尖，一切都进行得如此安静和冰冷。

我看到银色的小箱子打开了，散碎着没有什么东西，有几份文件，几个证件，一些零零散散的小东西，有毛巾和药，没有宝石。

然后我看到姓王的大叔被带离了包厢，带到两节车厢中间的空处，两个人站在他身边，手搭他肩膀，就像兄弟聊天。

我看到留在包厢里的姓李的大叔低头坐着，双手搭在双腿上，坐在他对面的穿制服的人几乎和他头碰着头，反反复复说着几句话。

“想清楚，你明白，”他说，“你还是自己拿出来吧。

” 两个大叔的脸从坚硬平静变成面色发青，身子从挺直变软。

姓王的大叔在两个车厢之间很快蹲了下去，他身旁的人让他起来，他不起来。

他们不让他回到包厢，自从把他带离，他们就没有让他回来。

他们也不碰他，只是看着他蹲在地上，进而坐在地上。

这边姓李的大叔不说话，额头渗满汗珠，脸一会儿憋得紫红，一会儿又毫无血色。

他嗫嚅着嘴唇碰着嘴唇，同一个姿势坐着，像埋头的鸵鸟。

他坚持了很久，很久很久。

穿制服的人分成两边，最年长的一个来来回回在两边巡视。

“没见过这个吧。

”年长者有时会停在我身边。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昨天晚上没有什么动静吧？”他问我。

我摇摇头。

“这俩人，有那种关系，”他说得无比平静，“不过量他们在包厢也不敢干什么。

” 我倒吸了一口气。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中年人有那种关系。

“不过他们昨晚吸了。

”年长者又说。

他说着给我晃了晃手中透明的塑料袋，两支用过的针管和带血的针头赫然在目。

“他们……也吸？”我小心翼翼地问。

“干这个的，大部分都吸。

” “他们是干这个的吗？” 他没有说话，转而问我：“你有没有吃过或喝过他们的什么东西？” “没有。

”我想起前一晚，那烧鸡是真空包，啤酒是新开的。

那些食物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谁知道呢。

“没有，”我又重复道。

从早晨到下午，太阳划过中天，车呼啸而行，他们就这么僵着，低着头僵着。

姓王的大叔或许早已经崩溃了，姓李的大叔在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鏖战中也在溃败。

他沉默，他摇头，他流汗，他的身子向下塌几乎靠在了对面的制服身上，他面如死灰，他做心理斗争，斗争该不该站起身来，他也许想起来，可是他连站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在他对面，制服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只是重复着的内容加上了一句，就要到站了。

“就要到站了，”那人说，“我们只能把你转送地局了。

你知道到了地局是什么样。

我们只是火车上的，地局就不一样了。

你自己拿吧，那比让我们拿好。

” 他一直这样缓缓地说着，姓李的大叔仿佛要哭了。

制服叹气起来，似乎在叹息他不懂事。

姓李的大叔就像个出着汗的死人一样一直默默地坐着。

包厢门时关时开，每一次开门都还是一样的画面。

我坐在外面，看得手发凉。

整个过程中我都没能和男孩说句话，他留在包厢里，我一直坐在包厢外。

只有两次他出来去厕所的时候我们对视了一下，他的脸色也很灰，眼神慌慌地，嘴唇发白。

我转过眼睛，因为我怕我也这样。

火车进站了。

湖南怀化。

制服们终于站起身来，姓李的大叔脸色尽管已经坏到了极点，但还是变了一变，似乎也明白终点到了。

他被他们托着胳膊，顺从地站了起来，走出包厢。

制服们跟在后面收起所有东西，包厢变得空空如也。

最后一个走出的制服从大叔床头的被子下面拿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是两块白色方砖，大大的，方方的，那么大，哪里都藏不下，制服们或许一进包厢就发现了。

“没见过吧，”年长者对我笑笑说，“两公斤海洛因。

” 他在我对面坐下，匆匆让我帮他写了目击口供，笑了笑，就跟着其他人出去了。

临走时，他又回头。

“自己出门小心点，”他说，“外面什么人都有。

” 火车越来越慢了，站台看见了，一点一点慢下来，像是趋近一个永远到不了的审判的末日。

火车停了，我从窗口看出去，他们一行人非常显眼。

五个制服，像是簇拥着两个大叔般浩浩荡荡向出站口走去，走得那样慢，慢得好像走不到了似的。

火车又开了。

我进了包厢。

包厢变得空得别扭。

我和男孩互相对着，说了几句真想不到就再也无话。

我突然想下车。

气氛怪异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不知该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包厢像是仍然笼罩着持续了一天的低声絮语。

男孩呆呆地坐着。

我也看不进去书。

我艰难地熬到下一站，掏出我的包说我想在湖南玩玩，我这就下去了。

男孩说好，玩好。

我于是站起身。

他向我告别。

我们没再提留电话的事，我没说，他也没问。

我毫不停留地拿起东西奔下火车，只在从桌下拿包的时候停了片刻。

姓李的大叔的皮鞋仍然在原处，就在我的背包旁边。

鞋边就是包的拉锁，俯身就能碰到。

背包没有上锁，拉锁空空地晃着，一拉就开，就在桌下。

什么都能放进去。

我看着那地面，停顿了一秒，然后背起包，逃也似的离开了。

开端

餐车已经没有几个人，本来就过了晚餐时间，我们又留下来说话，只有零星几桌有人，做饭的师傅也已经从厨房出来，在一张桌子旁闲坐着，和服务员说笑打趣。

我们的桌上还有一碟花生米，其他的碟子已经收回了后厨。

她的声音低略而沙哑，很好听。

你问我怎样开始的？她说。

其实呢，也是源自一趟火车，一趟夜行火车，和这趟差不多。

她是个好看的女人，三十岁出头，看上去比实际更年轻一点。

我很早就搜索过她的照片，因此对她的相貌很熟悉。

当她穿过我的车厢，我立即发现了，站起来跟上她，跟到餐车，冒昧地坐到她的桌旁。

那次是从上海回北京的火车，她缓慢地说，卧铺的票没有了，我买了软座，心想着平时熬夜也习惯了，早上就到，回家再睡好了。

我带了一本小说，断断续续地看着，看一会儿就趴在前座背后的小桌板上睡一会儿，睡不着就又坐起来看书。

那大概是十年前了，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工作不到一年，生活不错，略微有一点无聊，还有一点不甘心。

我去上海是去玩，找几个大学时的伙伴吃吃喝喝。

回程的时候心情不错，不错得有一点浮躁。

在我旁边坐着一个阿姨，看上去与我妈妈年纪相仿，五十岁上下，穿一件花衬衣，头发烫得卷卷的，不怎么好看，脸有点下垂，而且有点浮肿。

因为一直在哭，所以有一点浮肿。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但她就是一直在哭，从刚上火车就开始哭。

哭一会儿停一会儿，好容易静下来了，过一会儿，就又开始哭了，就好像是怕自己好起来似的，非要让自己哭不可。

一般这种情况都属于心里有怨气的，我很知趣地不去招惹，一直自己看书，只给她递过一次纸巾。

在上海站有几个人送她。

她从一上车就开始哭，那几个人在窗外送她，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最前面，敲着窗户，后面有几个年龄更长的人向她挥手，她也无力地挥手，让他们走，两个年轻人还在外面敲窗，她边哭边说走吧走吧，也不管他们能不能听见。

到最后她将窗帘都拉上了，把所有人隔绝，只是隔一小会儿撩开一个缝隙，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火车开了。

她一直哭。

我觉得她注意到我了，有那么一会儿，她会和我说一两句话。

她问我上学还是工作，来上海做什么。

她问一句我答一句，没有话的时候，她自顾自地哭。

我知道自己应该同情一下，可是我看着她哭觉得很陌生，又不愿意装模作样地装作同情。

我递给她纸巾，多是出于礼貌。

她的纸巾用光了，翻包又翻不到，我于是拿出我的，不想看着她狼狈下去。

她终于开始和我攀谈了。

她问我看她是不是特别可笑，我连忙说不是。

她叹了口气说她以后再也不来上海了，我说哦是吗，她说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以后再也不来了。

她停下来，等着我问为什么。

可我不想问。

我于是问她送她的是不是她的女儿。

她摇了摇头，说不是，那是她的外甥和外甥媳妇。

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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