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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1/3)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作者：余华 内容简介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是余华自2003年以来的首部杂文集。

十年来他走遍世界，以亦庄亦谐的笔锋将观察到的社会、时事、文化等现象一一记录剖析，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下洞见社会固有病灶，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进行了由外而内深刻反省，亦在与世界的踫撞交锋中，呈现出一个崛起、变迁中的中国。

正如余华所说：“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 作者简介 余华，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第七天》等。

其作品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希腊、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波兰、巴西、以色列、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和印度等出版。

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5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等。

一个记忆回来了 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

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

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

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

法国评论家NilsC.Ahl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

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

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

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

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五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

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

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

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

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

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

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一九八○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

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

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

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

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

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

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

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

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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