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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3)

13 廖志国决定先拿组织部长贾大雄开刀，采取钝刀割肉、各个击破的战术，对以苗长林为首的“三剑客”分而化之。

恰好，海北县人代会刚结束，这边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到了退二线年龄，转到人大挂了副秘书长闲职。

阳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人大、政协担任部门正职以上的官员，退休时间可以推迟两至三年。

常务副部长缺额，部里领导力量顿显薄弱，贾大雄马上向廖志国提出，希望市委尽快研究补上。

廖志国顿时来了兴趣，暗中吩咐黄一平道：“补充这个常务副部长，对我们说不定是个机会。

你先认真研究一下，也许一记冷拳下去，能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 最近一段时间，廖志国的注意力集中在“三剑客”身上，千方百计欲除之而后快。

黄一平围绕这个中心，就像一个战时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一面做足充分的调查、勘察工作，详细摸清对手情况，力求做到知己知彼；一面又要仔细分析对方阵营的结构，千方百计寻求其间的薄弱环节，以便于稳、准、狠地实施攻击，出其不意，以求完胜。

当然，黄一平这个作战参谋也不那么好当，他必须准备多套方案，随时提供给廖志国这个总司令选择与定夺。

前些时的海北选举事件，最终以许海卫落选、顾锋当选落幕，贾大雄、黄一平的海北之行失败，于树奎犯上作乱既成事实，反对派们貌似取得了一个天大的胜利。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真的如此。

一方面，廖志国碍于人民代表联合提名具有法理上的优势，不便强行以行政命令压制其合法性，这乃是一个客观存在且无法回避的事实，确乎显得他这个市委书记多少有些无奈、乃至无能。

而另一方面，他充分听取了黄一平的合理化建议，干脆内紧外松、以退为进，嘴上高调主张执行市委决定，暗中却放任于树奎在海北的意图得逞。

如此一来，于树奎犯上在前，且公开于众巨睽睽之下，因此而激发了部分常委对于树奎的强烈不满，尤其朱玉、何长来等人更是旗帜鲜明，使得苗长林一派在常委会里顿时显得孤立起来。

而这，正是廖志国期望看到的阶段性成果，也为他彻底收拾“三剑客”埋下了伏笔。

面对“三剑客”近乎猖狂的明枪暗箭，坚决实施反击自是廖志国的不二选择。

对此，他和黄一平意见相当一致。

可是，对于如何进行反击，采取何种反击手段，是强攻还是智取，是攻城掠地还是攻心震慑为主，其间经过反复研讨、磨合，最终才取得高度一致。

按照廖志国的性格脾气，以及他为官多年的一贯行事风格，对待于树奎这样公开跳出来挑战的对手，应该毫不留情猛打痛歼，决不给对方以任何还手、喘息的机会。

即便对于那些匿名告状信，他也恨不得马上查个水落石出，揪出那些幕后黑手，通过行政、纪律、法律等手段治他个屁滚尿流、落花流水。

如是，不亦痛哉快哉！ 可是，黄一平作为秘书与旁观者，却不赞同这样的思路。

不错，于树奎在海北人代会上的那一出戏，确实做得过头了，廖志国怎么出手打压都不过分。

那些匿名告状信更是可恶。

一张邮票几页纸，罗列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最后署上一个虚构的名字，批量打印或复印出来，天南海北那么一寄，马上就会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阳城地界上出了个大贪官廖志国。

这种事，上边真来调查还好说，即便不能最终水落石出，当事人至少也有个陈述、申辩的机会。

事情坏就坏在没人查，而是层层级级指示、下转，往好处说是上级领导信任你，实际上呢，如此一直含糊暧昧着，那黑锅你就得永远背下去。

此事安到谁头上都会憋气窝火。

然而，检察长选举有法理支撑，名义上披了件冠冕堂皇的外衣。

匿名信这块虽然未得法纪与舆论的明确支持，却也不在法律明令禁止之列，何况，确有很多腐败案件，正是通过匿名信披露才得以查处。

因此，仔细衡量下来，实施硬打硬冲的强攻政策，委实利小弊大，弄不好有可能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这点利害关系，黄一平稍加提醒，廖志国便不难接受。

当然，黄一平不主张实施强行反击，除了为阳城政局稳定及廖志国的切身利益考虑外，也有为自身前途着想的因素，说白了是存了一点点私心。

回首既往四年多，不论当初从党校重回市府，还是后来频频晋升职级，若非廖志国知遇大恩，绝不会有他黄一平的今天，更遑论前途光明的未来。

在阳城政界，但凡认识他黄一平者，皆知道这段历史，也都认定他是廖氏阵营的核心人物。

可是，作为官场中人，跟对人、站对队是一回事，如何跟、怎样站又是另一回事。

善跟、会站者，总是将伸出去的那只脚极尽魅挡，尽量做得魅山挡水不动声色，此谓聪明绝顶。

只有那些愚蠢之辈，整天扛着旗帜、打着号子四处招摇，高调表明自己所属的山头与圈子，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谁的人。

过去给冯开岭当秘书那段时期，黄一平就是心眼太实、跟得太明显，才栽了天大的跟头，差点彻底断送前程。

缘于此，黄一平就不希望廖志国在处理与对手之间关系时，太过张扬与强硬，尤其不宜采取血拼的斗争方式。

因为那样一来，他这个秘书必然要充当马前卒、清道夫的角色，难免做些踏地雷、托炸药包之类的活计，也许先送死的就是自己。

或者即使不至于此，万一双方火力太猛了，也必然会给自己带来长久的隐患。

毕竟，廖志国不会久居阳城，而自己则注定要在此终老，后路不能不留啊！ 如此一来，黄一平就尽量说服廖志国，确定对“三剑客”以智取与攻心为主。

至于选择贾大雄作为突破口，更是颇费了廖志国与黄一平一番斟酌。

根据黄一平的观察与研究，苗、贾、于“三剑客”的构成，总体看是一个极为稳定的三角结构，可拆开看却各有特点，各自的优劣、长短相当明显。

三人组合中，苗长林官居正厅级副书记，不仅位高权重，而且个性沉稳，工于计谋，惯于避居幕后充当总策划的角色。

作为党委中的正副书记，廖志国自然不便直接拿苗长林开刀。

何况，他们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尽人皆知，若是明里开打起来，一定首先对廖志国不利。

再说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三剑客”中数他职级最低，也数他个性最为张扬，为人行事最是高调。

阳城官场，尽人皆知他是廖志国的眼中钉、肉中刺。

加之，于树奎长期主政海北，自恃乃一方诸侯，更倚仗省里有强硬后台，早已养成了老子天下第一的霸道习惯。

在与廖志国的较量中，他充当着冲锋陷阵的打手角色，不仅时常发泄不满情绪，而且竟然通过检察长选举一事公然挑衅市委书记的权威。

按照一般情形，使出杀威棍，先打掉这只出头鸟，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一个市委书记与县委书记直接较量，不论结果如何，输家皆是职位高的一方。

而“三剑客”们的如意算盘，也许正是希望廖志国先与于树奎过招相掐，令前者道义上先遭惨败。

如此而论，自然也不宜从于树奎身上入手。

只有组织部长贾大雄，虽然也是常委，却属于市委工作部门的领导，官衔不大也不小，职位不高也不低。

比较其他二位，贾大雄相对胆小懦弱、瞻前顾后，既无苗长林的善谋，又不具备于树奎的刚硬。

一旦与之交起手来，不仅少了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的顾忌，而且也不致让人说成以大欺小。

更主要的是，贾大雄作为组织部长，手握人事大权，其破坏性远远超过苗、于二位，拿下他就等于削弱了“三剑客”的半壁江山。

须知，对于当下的市委书记廖志国来说，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得心应手的组织部。

前边曾经说过，廖志国由市长转任书记，工作重心随之发生重大转移，用他自己的话说，乃是由务实为主过渡到务虚为主，由谋事为中心向谋人为中心转变。

这还不像过去在县、乡里做书记，那种基层的党务主官，实际上是党政一把抓，书记越位抓政务天经地义。

而到了地级市这一块，情况则有些不同。

一座中等城市，看上去上万平方公里，洋洋数百万人口，可主体都在下边的那几个县（市），而且人家自成体系，真正需要市里操心的事情并不多。

或许，这也是县里一直希望归省直管的原因之一吧。

说白了，一位地级市的党政主官，实际需要打理的范围，也就是市区方圆千把平方公里的那几个行政区，能够展示于人者也不像县里那样丰富、具体。

事情总共不过那么多，你书记还好意思再去同人家市长抢着做吗？因此，当了书记的廖志国，反而有种遭架空、被边缘的感觉。

担任市长时，他的现场视察多，人家找他汇报工作的多，脑子里考虑的大多是修桥、造路、建工程之类的具体事务。

当了书记后，务虚的会议多，找人谈话多，整日思考的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人事关系。

在官场，像廖志国这样的市委书记谋人，仰仗和依靠的主要部门是市委组织部。

试想，全市那么多官员的升降进退，从推荐、考核、测评到最后的公示、任免，包括离退休之后的慰问、治病、解难、帮困，及至最终亡故的祭奠追悼，哪一样不需要组织部的操办、介入或过问？若是主政此部的要员三心二意、甚至离心离德，那自己这个书记还怎么将人事谋好谋顺？尤其显得重要的是，人事不像政事那样刻板，而是千变万化，其中很多所涉之人或是身份特殊，或是关系敏感，难免有不按常规、正途操作者，更加需要这个组织部特别知己贴心。

阳城巨前的情况，同廖志国期望的恰恰相反。

因此，选择贾大雄作为突破口，实为势所必然。

14 贾大雄提出配备常务副部长，廖志国表示赞同。

“好的，是得马上配，你这个部长必须有一个得力助手嘛。

哦，对了，你有合适的人选吗？”廖志国问得漫不经心。

“这个……，”贾大雄略一犹豫，马上回答：“暂时还没有合适人选，这事我们想先听听廖书记的意见，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办！” “既然这样，我让黄一平副秘书长参与物色，最后我们再坐下来一起商定。

”廖志国点头道。

贾大雄眼里一丝惊异之色稍纵即逝。

说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纳闷了：一个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果如贾大雄所言，非得市委书记廖志国亲自选？还有，廖志国为何会让秘书黄一平介入此事？ 熟悉官场的人都知道，在党政军民学诸多政权组织中，不论其形式如何千姿百态，真正体现权力、地位的要素，无外乎人、财、物三样，而人则是居于第一位的核心要素。

当年，毛泽东他老人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在任何一个单位，只要掌握了人事权，就等于掌控了一切。

因此，像廖志国这样的地方市委书记，除了统揽该地全局外，别的事务皆可委于他人，唯有一处必得亲自牢牢掌管，绝不容旁人轻易染指——这便是党委组织部。

按理说，组织部选个常务副部长，贾大雄身为常委、部长，应当具有相当的话语权，然而事情远非吾等局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于常务副部长人选，贾大雄即便私下已经择定人选，当着廖志国的面也绝不敢轻言，否则便是犯了大忌。

何况，他与廖志国分属对立阵营，更是不可轻易僭越。

当然，市委书记廖志国亲自选定常务副部长，除了上述主管因素外，也说明了这个位置的极端重要性。

像阳城这种地级市，经济发达程度堪抵中西部一个省的总量，下辖十来个县（市）、区，外加上百个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归属组织部直接管理、任免的干部超过千人。

不难想象，掌握着这座城市干部生死大权的组织部，该是一个怎样强权的衙门。

作为常务副部长，则是其中仅次于部长的二号大员，除了协助部长主持全局外，通常还会分管市辖党政机关及县（市）、区领导班子，管辖着领导干部中的精华部分，绝对属于权势熏天的人物。

这些年，贾大雄与那个刚退二线的常务副部长沆瀣一气，利用阳城党政主官长期不睦的空隙，将组织部经营得几乎滴水不漏，使之成为“三剑客”党同伐异的重要平台，廖志国早就对此耿耿于怀了。

贾大雄心里也清楚，新的替补人选，廖志国一定不会轻易放手，更不可能假手于他这个反对派。

至于让黄一平介入此事，则是廖志国的精心安排。

黄一平跟随廖志国来到市委，担任了正处职的副秘书长。

按照常规，副秘书长已然属于领导职务，不宜再做某个领导的跟班秘书，而应当在党委组成部门中分工一块，协助市委领导进行日常管理与协调。

在几个副秘书长中，黄一平是个例外，并不参加惯常分工，依旧贴身跟随廖志国。

不过，廖志国私下里对他也有特别交代：“你虽然不参加副秘书长们的分工，但所有部门的事情都可以过问、查办，尤其要腾出相当精力，盯紧了组织部。

关键时刻，你随时可以打着我的旗号，过问部里的日常事务。

”基于此，当贾大雄请示常务副部长配备时，廖志国提出让黄一平参与其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廖志国令自己盯紧组织部，黄一平自然不敢懈怠。

到市委这半年多，只要稍有空闲，他便想方设法同组织部的干部广泛接触，甚至通过吃饭、喝酒、钓鱼、打牌之类的方式，很快同其中一些人交上朋友。

组织部每周一次的例行办公会，半个月一次的部务会，甚至包括中心组学习、工青妇联谊之类的活动，只要接到通知，他都会尽量抽空参加。

可以说，作为廖书记与组织部的联络员，黄一平的角色担当得相当好，也让廖志国对部里的动向做到了如指掌。

事实上，在所有市委市府机关部门中，此前黄一平最不愿意接触的便是组织部，最不想打交道的人就是组织部官员。

因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对这个有点神秘的机构，以及其中那些神神叨叨的工作人员，累积了太多不爽的感觉。

在阳城机关里，曾经流行一则顺口溜：行政处的腿，办公室的笔，组织部的脸，工青妇的嘴。

行政后勤人员天生就是跑腿的命，办公室秘书能写也很正常，几个群团组织里的人嘴巴甜、闲话多，这三句都不难理解。

要说组织部的脸，黄一平感触很深。

早些年，阳城机关新大楼还未建，市委市府挤在同一幢楼上办公，黄一平每天上下班，必经组织部的办公室。

感觉上，几个部长和资深处长还好些，至少表面还算谦虚随和，表情也还生动丰富。

多数组织部官员，尤其那些年轻人，别看资历不深，职务不高，学养水平恐怕也高不到哪里，可那种自我感觉就是超级好。

无论走在外边，还是端坐于办公桌前，永远板着一张脸，戴着一副假面具，架子端得那叫一个足，像人家上八辈子欠了他们家钱没还似的。

而且，他们说话喘气好像不是用嘴巴，而是用喉咙和鼻子，不是一句一句完整说，甚至也不是一个词儿一个词儿说，而是一个字一个字、甚至单个音节往外蹦。

当然，他们最是善于使用破折号和省略号，跟玩语言游戏猜谜一样。

似乎只有如此，才充分体现出他们管人、治人的特殊地位。

又好像多说一个字，或者说得快了一点，马上就会泄露了天大的国家机密一般。

更要命的是，组织部工作人员更新特别快，一茬接着一茬的新人过来，黄一平整天就得不停面对那一张张古板的面孔。

因此，黄一平那段时间宁可绕道，也尽量不从组织部门前经过，免得看到那些寡味的面孔。

调整人，是组织部官员常用的一个词。

黄一平通过与省委组织部年副部长的接触，又通过自己遭贬党校后勤处，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调整人，实际上就是调人与整人的合二而一。

社会上都说公安、检察、纪检、监察部门专事整人，其实真正善整人的倒是组织部的官员。

在他们那里，只要打着所谓组织需要的名义，黑的就能变成白的，死的可以变成活的，假的变得比真的还要真。

因为某个或许根本不存在的原因，真正的人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混世魔王反而拉进了干部队伍。

好多人都说秘书是双面人、马屁精，黄一平感觉很冤枉。

在他看来，组织部里的有些干部，其实做得远比秘书要恶心。

半年前，他按照廖书记指示开始盯上组织部，记得第一次参加部务例会，讨论一批拟提副处级干部的考察情况，党政干部处的一位副处长为主汇报。

当介绍到农业局一位处长的情况时，该副处长说：“这个同志考察情况不怎么理想，主要是民主测评情况不好，全局机关中层干部打出的平均分只有七十多分，而另一候选人的得分高达九十多分。

另外，不少人在介绍情况时，说到这个同志经济与生活作风都不太严谨。

”可是，等到下一次再参加讨论时，又听到该副处长介绍此人情况，结果全是褒扬夸奖的话，民主测评得分也提高到九十二分。

散会后，黄一平悄悄抓住那个副处长一番追问，结果，那个副处长居然恬不知耻地解释说：“哦，是这样，那个农业局的处长有亲戚在省里工作，起初我们不知情，后来他亲戚同贾部长打了招呼，我们又重新考察了一次，参加打分者由局机关中层干部改为下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事实证明前一次考察中掌握的情况有误差。

我们组织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嘛。

” 黄一平听了，差点当场吐血！ 因为对组织部官员的这种反感，黄一平在市府工作那阵子，便尽量回避与他们打交道。

即使有时不得不和他们同席吃饭，要么早早提前离席回家，要么让招待方快点结束宴席将人遣散，等到组织部官员上车离开了，他才肯参与些斗地主、洗桑拿、卡拉OK之类的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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