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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1/3)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

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

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

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

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

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

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

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搂”，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祉：?????????.????????????.?????????“革命行动”。

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

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

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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