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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2/3)

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

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

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

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我抄上去。

她感激地说：“真懂事。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来的特权。

拧脸，女老师拧得不疼，男老师拧得有点疼，特别是那位叫胡光华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钟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我”。

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

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这很重要。

”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

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那是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

”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加我的妈妈，还有我。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

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

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

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

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

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这我不太清楚。

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

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了鄙视和嘲谑。

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

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

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

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很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

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一点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了。

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

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排场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儿子走上去。

终于她下狠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我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

那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务，也交给了我。

　　我受宠若惊。

不仅是受妈妈之“宠”，而且是受全村之“宠”。

从此以后，这间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

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

读信、写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

记工分、算账，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

现在回忆起来，最复杂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东头的讨饭奶奶。

她过去讨过饭，现在早已不讨，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

她有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了。

因此她是“军属”，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毛笔字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

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慰问，还会送上一点粮食。

但是，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

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总能听到她“哎哟、哎哟”的呻吟声。

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寄一点钱来，给她治病。

但是，作为普通战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谁陪去？住哪里？该出多少钱？这事，连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为力。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

她口述写给儿子的信，口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毛病没有好转，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

她儿子的来信，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估计那信是由部队的文书代写的。

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说到朝鲜天冷，鼻子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冷等等。

老奶奶让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

儿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

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但我知道，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从小屋中传出。

　　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那家属是妻子。

军官姓余，是我们本家，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山，那么近了，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

有很长时间，他妻子一直以为他战死了，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村长、乡长告诉她，如果战死会有通报。

于是她让我一封一封地给原先那个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写信，句子都差不多。

终于有一天，军官来信了，口气冷冷的，说是自己受了伤，没法写信。

他妻子听我读完信，二话不说，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

当时的妇女，单纯到居然没有在那么长时间的杳无音讯中，产生丝毫关于移情别恋的怀疑。

那女子在军官那里获得了准备离婚的确切信息，回到村里就不想活了，几次要投河。

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我这个小孩子的事了，还是由我妈妈出场，与几个婶婶、阿姨一起，陪着她，劝着她。

半年后，办成离婚，那女子就回了娘家，军官也从来没有回来过。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是姓陈，现在也忘了。

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

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既靠象形又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

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

”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声辩。

让我写回信时，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要丈夫下次来信时写得浅白一点，不要太深奥。

我当然没有把这个意思写进去。

相比之下，其他人家的信，比较简单。

除了写信、读信，还要记工分、算账，这对我稍稍有点障碍。

因为，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间，突然呼唤声响起，大多是祖母的声音，其他小男孩一听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记工分了！　　我怏怏不乐地离开小伙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里，一见我进门就一叠连声地夸奖，我也就快乐起来。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

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了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

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

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

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

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

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

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

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０００纯诗句枕边得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

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

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

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

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

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

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但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

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

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

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

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

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

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

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

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

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

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

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

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

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

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

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下载小说到云轩阁) 从爸爸的一叠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撑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仅仅为了我，爸爸让我暂时跟着妈妈借住在家乡，家乡毕竟无法完整地培养一个孩子，他又花出极大的精力，让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

甚至，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

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

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

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才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

”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

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叠叠我的书要我签名。

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才对，否则很失礼。

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

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

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

但他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

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

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像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

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这话，记者没记错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语文课本。

它让我认识了毕生阅读和写作中的绝大多数汉字。

　　问：再请问，对你思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数学课本。

它让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至今我们还常常为这些逻辑常识而奋斗。

　　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记者没有记错。

　　“都是小学？”爸爸问。

　　我当时没感到爸爸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什么，只随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种性情中语，倒是真话。

”　　过后不久，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沈如玉先生来上海，爸爸、妈妈都认识他。

他现在担任家乡的教委主任，专程赶来，问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迹。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的那个普通学生。

　　如玉说：“你想岔了。

家乡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让你在名声上增添什么？乡亲们只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励乡间孩子读书罢了。

”　　这就很难推托了。

我想了想，对如玉说：“这样吧，找一块砖石，嵌在不起眼的内墙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与我有关的小字。

”　　“你拟一句吧！”如玉说。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想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沉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也曾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口，因为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驱逐我。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几个干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武汉、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

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至称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顺眼，偶尔挤眉弄眼，却绝不会横眉竖眼。

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点闪烁其词的“材料”，作一点阴阳怪气的“规劝”，等到终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做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

旁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望看到像“马桶车撞奔驰车”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

在这种群体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造而长久生存。

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这么一个湿腻腻的头衔。

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再具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场，也失去了灵魂。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

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

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

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大有改观。

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阂。

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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