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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1/3)

徐国强老汉在马路边上溜达了几圈，正准备返身回家去，却突然又听见了一声猫的叫唤。

他心一惊，不由转过脸向山坡上望了一眼。

除过一片昏暗，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摇摇戴栽绒棉帽的脑袋，知道他的耳朵又出了毛玻“喵呜！” 又是一声猫的叫唤声。

这下老汉听真切了！这的确是一声猫叫，而且和他的老猫叫声几乎一模一样！ 一股凉气沿着老汉的后脊梁一直窜到后脑勺上。

难道他的老黑猫真的活过来了？他尽管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多少还有点迷信，心想是不是猫的魂灵在他附近叫唤呢？ 当又听见一声猫叫后，他才发现这叫声是从公路前面传来的。

他怔怔地立在路边，看见前面一个黑糊糊的人影向他这边走来。

直等到这个人走到他面前，他才认出这是他的外孙女晓霞！ “你怎到这儿来了？”徐国强老汉走前一步，对外孙女说。

晓霞从她的棉大衣里掏出一只小猫，举到他面前说：“外爷，我在自由市场上给你买了一只猫。

你看，也是黑的！两只眼睛黄黄的，和你原来的那只一样，说不定就是老黑猫生的儿子呢！外爷，你不要难过。

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到这地方来……”徐国强老汉从外孙女手里接过那只小黑猫，弯下腰用脸颊在猫身上蹭了蹭，黑暗中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他伸出一只手在外孙女头上摸了摸，说：“咱们回家去吧……”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七章 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十六过罢传统的“小年”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涌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

这些人胸前的钮扣上都挂着一张红油光纸条，上面印有“代表证”三字。

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象过节一样，也成了个传统。

会议期间，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地拥挤和热闹。

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人物。

通常这期间，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越热闹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总结报告，县上其他领导围绕报告中心分别讲一通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

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

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

这真是时代变，做法也截然相反。

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

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

尽管县委书记张有智向来反感这类大哄大嗡，但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

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 张有智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

这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工作。

我们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负责“导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动。

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寻冒尖户”。

“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不能连一名也没有。

“冒尖户”除在春节后”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架。

这件事首先难倒了石圪节公社书记徐治功。

治功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

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治功没办法给县上交待，再说，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向去参加“四干”会？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治功没把工作做好！ 他们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个“冒尖户”。

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说：“我好象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个子能够上标准哩！”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徐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从正路上得来的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了！” “这样恐怕不行。

”刘根民摇摇头，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 “那咱们怎么办？”徐治功束手无策地问刘根民。

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说：“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 “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钱。

”刘根民说。

“不管怎样，咱们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刘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

刘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个“冒尖户”。

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

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你甭轻看这事！”徐治功诱导说：“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我没资格去光荣嘛！”少安无可奈何地说，“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 “嗨，这就看怎样算帐哩！”徐治功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咱们回家去说吧！” 少安引着他们回到家里。

徐治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

徐治功立刻发明了一种“新式”算帐法。

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

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

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还是凑不够五千元。

这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够了。

”她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想当这个“冒尖户”，她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

“对！”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兴地说“可是我和爸已经分家了。

”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线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圪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会议期间“肯尖户”们象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有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

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

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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