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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灰(3/3)

滨说。

乡村女教师出身的贾春娇还是太不了解她的丈夫了。

经过了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洗礼的詹国滨，怎么还会把封建文化的家族香火当一回事呢？ 离婚与调动，折腾了整整两年时间，最终成功。

詹国滨留下已经姓贾的儿子和所有财产，只身一人，提着自己当年下放的一只木箱，返回武汉市。

对于偷情和相思来说，两年是非常漫长难熬的。

但是对于离婚和调动这两桩最最难办的事情来说，两年时间就已经是非常高的效率了。

在这两年里，詹国滨动用了他全部的人际关系，不知疲倦地跑路，找人，请客，送礼，他真的是完全豁出去了，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凶狠勇猛，他的奸诈狡黠，他的体力和精力，都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柳熹的爱情，詹国滨的付出，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这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最后离开荆州的那一天，当长途公共汽车经过詹国滨下放的那片土地，他流下了泪水。

这是特别复杂的泪水，一方面，他的战斗青春和丰功伟绩包括儿子，都留在了这里，另一方面，他终于解脱了。

詹国滨瘫软在座位上，再也没有一丝一毫气力。

许多事情想起来都令他后怕，那个瓢泼大雨的深夜，贾春娇喝了剧毒农药。

詹国滨背着她跑步去医院。

那狂风，那暴雨，那昏暗的夜，那一段又一段坑坑洼洼的泥泞土路，昏迷女人的身体尸体一样的沉重，不停地下滑，詹国滨咬紧牙关那就是在拚命！拚命地跑啊跑啊！万一贾春娇救不过来，那就是他亲手杀死了儿子的母亲，那她们贾家就是绝对不肯放过他死活都要拿他抵命的。

然而，抢救过来以后，贾春娇回家的第一句话却是：“尽你的义务吧。

”浮肿憔悴的贾春娇，躺在床上，掀开了自己衣襟，蹬掉裤子，对詹国滨说：“来，尽你的义务吧！”贾春娇死死盯着他，“你为什么救我的命？”詹国滨不敢开口。

“因为你还是我的丈夫是不是？你不想让儿子知道你害死他娘是不是？”女人说，“你是男人你有责任和义务是不是？” 女人把腿叉开，说：“来，尽你的义务吧！”贾春娇大腿上是一块块插管抢救的淤斑，脚踝的针眼还带着鲜血的痕迹，仇恨在她眼里熊熊燃烧，她说：“插进来！”她说，“如果你不肯插进来就是承认了你有别的女人！城市里的女人！告诉我，你这个畜生！她是谁——” 这是真正的噩梦。

谢天谢地，詹国滨终于解脱了。

詹国滨的最后一张照片是身份证登记照。

这是他回到武汉市上班以后，为办理武汉市的居民身份证而拍摄的。

还是在专门的指定的照相馆，拍出来的画面却完全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

他面部线条一律下垂且十分僵硬，目光呆滞如死鱼。

且没有背景。

背景只是一种混浊的不干净的颜色。

惊人的现实是：事实就是如此。

詹国滨成功返回武汉市以后迅速和柳熹结婚。

婚后柳熹立刻怀孕产子，这次是个女儿。

女儿尚在襁褓，柳熹就开始抱怨和唠叨。

生活再次以它具体的严峻破灭了爱情幻觉。

在柳熹看来，詹国滨居然满足于一个普通技术学校的行政工作，满足于一杯茶几支烟，一张报纸混半天的状态，尤其满足于每个月那区区薪水，甚至连进口婴儿奶粉都不够买的那一点点薪水。

这使她万分惊愕并且深感失望。

詹国滨不是一个有理想有才智充满革命激情的男子汉吗？那么为什么不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此时此刻的中国大地到处是黄金，就看你个人是否主动把握机会。

詹国滨为什么不去把握机会呢？詹国滨则认为柳熹作为一个好女人应该懂得自己身心疲惫的男人首先需要休养身心。

为了和她在一起，詹国滨经历了多少痛苦，她应该明白。

柳熹不是清新脱俗的新一代大学生吗？怎么这点文化教养都没有呢？怎么就这么鼠目寸光惟利是图，只是看重金钱和物质呢？詹国滨可是一个经受了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男子汉。

她可知道在当年，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需要多少勇气和智慧，才能把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这样的男人，你了解吗？你急什么？时机一到，他照样会显出英雄本色。

在翻来覆去的争吵中，柳熹终于忍不住捅破了那层温情脉脉的窗户纸，她柳眉倒竖，义正词严地告诉詹国滨，“请不要再提你十六岁的辉煌了好不好？文化大革命早就成为历史了。

我不管你是否爬上过红旗大楼，现在，此时，在新的时代里，你应该有志气出去创业，去赚钱让你的老婆孩子早日达到小康。

小康不是什么俗气的金钱和物质。

小康就是我们中国要在本世纪末达到的目标，就是现在全国人民每一个人的使命和任务，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老人家省省吧你！” 比詹国滨小十岁的柳熹，用她年轻冒失的伶牙俐齿如此奚落嘲笑和打击男人，詹国滨由此断定：他们的爱情太草率了！草率的爱情是经受不住金钱物质的压力的，同时他们有明显的代沟，代沟也是很难逾越的，那么由此不难断定：这桩爱情已经注定失败。

柳熹完全同意丈夫的分析和结论。

她伤心地抽泣，用噩梦初醒的眼神看着詹国滨，说她在整个怀孕期间看到詹国滨一天到晚睡懒觉，看到他呵欠连天老气横秋，看到家里如此清贫简陋潦草，厨房和卫生间臭气熏天肮脏不堪，她就已经感觉到，爱情开端的奇迹再也不会重现。

最后的结果，却是由襁褓里的婴儿决定的。

因为她太弱小了，因为她如此无辜，她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她只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父母的照料，因此，父母双方都没有权利离她而去。

詹国滨和柳熹最终达成协议，看在女儿的份上，至少让她在婴幼儿时期得到父母双亲的疼爱和照料。

由此，詹国滨进入漫长的刑期。

当他们达成共同照料女儿的共识以后，柳熹把他们夫妻二人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职责权利，一一拟成条款，抄写得庄严规整，张贴于客厅最醒目的墙面。

这些条款大到财务开支小到洗碗扫地刷马桶以及，隔夜轮值女儿的把尿和喂奶。

关于夫妻性事，柳熹认为也应该形成文字约定只是需要“隐晦”一些，否则她担心无法约束詹国滨死皮赖脸的骚扰。

“怎么样？” 詹国滨说：“随便。

” 柳熹便坦然地写了出来。

条例规定：在一方因各种原因不合适做事的情况下，另一方都不得强行骚扰。

在双方都自愿做事的情况之下，双方都必须尽力而为不得敷衍。

若有违反，违反方每次罚款十元并包揽所有家务两周。

柳熹说：“怎么样？” 詹国滨嘿嘿苦笑，说：“随便。

” 果然后来在这个条例上经常出问题。

问题都出在詹国滨身上。

头两三年，詹国滨难以抑制的强烈冲动，被柳熹气愤地指责为违例骚扰。

在詹国滨看来是开玩笑的罚款和劳役，柳熹却很认真地告诉他没有谁在开玩笑。

后来两三年，詹国滨的违例表现为消极怠工敷衍了事。

再后来，照章惩罚已经不能让柳熹解恨。

有一个夜晚，正在他们做事的过程中，柳熹冷笑着发起了攻击，说：“怎么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你这么小。

” 詹国滨一听怒火中烧，反击说：“我倒是早就发现你在变大。

” 柳熹说：“没有比较，你怎么知道我大？” 詹国滨说：“没有比较，你怎么发现我小？” 詹国滨说：“我是结过婚的人，我有过女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呢？你给我老实交待：谁把我比出小来了？” 柳熹说：“无耻！” 柳熹又说：“无聊！” 柳熹又说：“老人家，人老了大概所有器官都是要萎缩的，请你正视这个客观现实，不要泼别人的污水好不好？下去下去，我要睡觉。

现在是我违例了，我甘愿接受处罚。

接受任何处罚都好过接受你这种没劲的男人。

” 詹国滨又恼又羞，当即翻身滚落下来，侧身挂在床沿边，生平第一次整宿失眠，此后很长时间丧失生理欲望。

柳熹在发现自己处于守活寡状态之后，就开始经常夜不归宿了。

在这样一些夜晚，柳燕妮则会给詹国滨打电话，说柳熹住在他们家。

詹国滨会“嗯”一声。

但是他不相信。

他相信柳熹在外面找野男人，而柳燕妮无非是拙劣地为妹妹打掩护。

有时候，柳熹会接过电话和女儿说几句话，也会告诉詹国滨她的项目就在姐姐家附近，她住宿在姐姐家，工作方便得多。

“你想象不出做这个项目有多累！”柳熹说。

柳熹所谓的“项目”，就是投资一个农贸市场。

原有的国营菜市场出场地，柳熹出资金，在市场建成之后，他们出租给菜贩子，按每个摊位收取租金，然后合伙人坐地分红。

这就叫做“项目”了。

这就可以等着天上落下钞票雨了。

一个好端端在办公室上班写材料的文静女子，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这么一个故事，忽然就不肯去上班了，就痴迷狂热地到处去借款子了。

她也不想想万一这种随意的故事做不出文章，她怎么去还债主的巨款？太可笑了！詹国滨不仅感觉可笑，还认为荒诞。

中国的事情，是那么好办的吗？詹国滨经历了那么多，他还不知道吗？即便是举办一个会议，都要老早就开始计划和准备：会议主题，会议规模，会议规格，请哪些领导，怎样协调各方面关系，主席台设置多少座位才能够摆平，茶叶需要几种，需要多少，以及，茶叶的等级与产地，预算资金以及预算外资金如何安排，等等，都得一点一滴地做过来。

忽然冒出来一个据说可以赚大钱的项目，柳熹就信，就立刻跑去到处借钱并且夜不归宿地跟那些三教九流的人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胡吹海吹搞什么策划。

完全荒诞不经！开始柳熹还想让詹国滨去做。

还说是给詹国滨一个千载难逢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对不起，詹国滨一口就回绝了。

在詹国滨看来，如果柳熹的“项目”不是她自己荒淫糜烂私生活的幌子，那么柳熹就变成了一个女拆白党。

即便是为了女儿，詹国滨也愿意做一个正人君子。

正如詹国滨预料的那样，柳熹的农贸市场项目夭折了。

但是，她又弄到了另外的项目。

据说这个项目有投资方，她可以用这笔投资首先还掉上一笔借款。

当然，柳熹还是得夜不归宿辛辛苦苦地搞项目。

“谁让她没有男人呢”——柳熹狠狠地盯着詹国滨说。

詹国滨没有回答。

他已经不在意柳熹了，最可怕的问题是柳熹把女儿完全丢给了詹国滨。

女儿夜半的尿床换裤衩，女儿小褂子上的钮扣掉了需要缝，女儿要梳小辫子和扎蝴蝶结，女儿要去麦当劳跟着那里的大姐姐跳舞。

女儿可怜兮兮找妈妈，哭哭啼啼要去动物园，等等。

詹国滨到处找不到柳熹。

詹国滨在这个家庭的囚牢一关近十年，他得越狱了。

詹国滨把他的身份证放在了法院的办公桌上，他强烈要求离婚。

他的照片是那么醒目地证明了他囚徒的身份，詹国滨看着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悔之晚矣地老泪纵横。

以至于调解法官当天就同意了詹国滨的要求。

但是离婚协议却迟迟不能成立。

法院和柳熹认为，既然是男方主动要求离婚，又不愿意抚养监护小孩，那么男方就应该给与女方补偿和孩子抚养费。

詹国滨不承认这种混账法律条款。

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试问，”詹国滨质问法官，“这近十年来我带小孩做家务守空房吃尽千辛万苦，柳熹是否也应该补偿我呢？是否这十年小孩的抚养费她也应该付给我二分之一呢？”詹国滨决心吸取惨重的教训。

前一次离婚他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女方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经济拮据，也直接导致了柳熹看他不起。

他再也不会那么傻了。

谈什么都可以，“钱”字免谈。

正处于艰苦创业的柳熹，被詹国滨的一次次起诉搅得实在受不了。

她办了全权委托，请柳燕妮去处理这件事情。

柳燕妮还不明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们当初还那么相爱有什么不好谈的呢？柳熹苦笑一声对大姐说了一段话。

这段话后来成为了大家对詹国滨最后的印象。

柳熹说：“詹国滨他是那种人，是香烟灰，他自己还以为自己有火，其实连他自己都照亮不了，他就是一段香烟灰而已。

你跟他一谈话，你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 柳燕妮不太相信小妹妹的话。

柳燕妮自认为她更了解詹国滨。

鉴于鲁火种在姨妹和好友的离婚大战中坚守中立立场，柳燕妮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

他们还是在滨江公园见的面，各自带了一瓶矿泉水。

已经奇胖的柳燕妮因浓妆显得艳俗，脸庞松垮下来，好像一张没有戴正的脸谱。

惟有她的嗓音是不变的。

她那易于咄咄逼人的普通话，令詹国滨烦恼，他坚决地故意地使用最土的武汉话对一场严肃的谈话进行了彻底的瓦解。

柳燕妮说：“我了解你詹国滨。

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不管怎么样，法律和人情常理都摆在这里：一个父亲必须支付女儿的抚养费。

柳熹一直在努力但是她一直没有大的起色，经济也不宽裕，你肯定是不愿意看到女儿受苦受穷的。

我想这里头一定有什么误会对吗？” 詹国滨说：“有得误会。

” 柳燕妮说：“既然没有误会或者你愿意把房子给她们？” 詹国滨说：“我有得房子。

” 柳燕妮说：“那就给一笔钱。

” 詹国滨说：“我有得钱。

” “那就还是给房子比较简单。

” “我有得房子。

” “那就给钱！” “我有得钱。

” “房子和钱，你总得给一样啊！你这是离婚啊！离婚有离婚的规矩啊！” 詹国滨说：“我有得规矩。

” 把个柳燕妮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她叫喊起来：“我受不了了詹国滨！你怎么这样啊！你变成这样的人了！你真他妈的是香烟灰啊！” 詹国滨也不恼也不怒，蔫沓沓地站起来，蔫沓沓地走了。

柳燕妮呆在原地，出神半天，却泪水排山倒海地滚落下来。

接下来的急剧变化就不是詹国滨能够应付的了。

五花八门的说法，提法和做法，在詹国滨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城头已经变换大王旗。

他们技校先是变成第三产业，后来又被私企兼并，詹国滨刚到五十岁，他们就请他提前退休了。

身份证更换再次拍照，这次照片还是像囚犯，只是一个更老的囚犯了。

现在是电子闪光灯柯达相纸，科技的进步，毫不留情地把人心底里的沧桑反映在人脸上。

詹国滨脸上现出骨头架子来了。

注定要速朽的皮囊，干燥地黏附着骨头架子，忽然一打眼，活脱就是一具骷髅了。

退休以后的詹国滨，全部生活内容都局限在他的小屋里的确像个囚徒。

卫生间奇臭无比，是因为尿碱烧坏了廉价马桶的瓷面。

他每天长久地坐在马桶上看完当日小报。

很久以来报纸的印刷质量逐步下降使他恼火。

有一天，他终于肯定是自己的眼睛老花了而不是报纸印得模糊了。

在去配老花镜的路上，詹国滨遇见玻璃窗就要停下脚步照一照好像一个过气的自怜的演员，顿时他觉得自己老迈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好在眼镜店的售货员善意地告诉了詹国滨一个常识性的人体生理知识：四十四，眼长刺。

售货员热情鼓励詹国滨，“您一点都不老。

一般人四十四岁就老花了，您现在才老花这说明您身体好，年轻！” 眼镜店的谈话，总算给了詹国滨不小的安抚，却同时也打开了魔鬼潘多拉的盒子。

既然詹国滨比一般人都年轻，那么他想他应该抓住这衰老进程中最后的年轻，尽情享受生活。

几乎没有经过认真考虑，单单只是需要放开本能，詹国滨的生活享受就首选了吃喝。

詹国滨平常就喜欢吃火锅，以前是一直不太舍得在餐馆花冤枉钱。

现在他舍得了。

试问把钱攒起来做什么？可不正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

当然应该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詹国滨迈着方步，神气地步入各种餐厅大吃大喝。

他三天两头必定要吃一顿肥牛或者肥羊火锅，因为他差不多热烈地爱上了火锅的慷慨方式：只要一份钱，却随便你一份一份的牛羊肉尽管端来吃。

不仅如此，这样的吃喝还给詹国滨带来了难得的好感觉，那就是餐馆对于吃客的曲意奉承。

一家大型火锅城，在认熟詹国滨的脸之后，派最漂亮的女孩子过来对他手把手进行亲切辅导，替詹国滨填写表格办理了贵宾卡，还把他的个人资料输入了火锅城的会员资料簿。

从此除酒水之外，詹国滨任何时候都可以享受八八折优惠。

更有意义的是，逢年过节，火锅城还会邀请贵宾顾客光临他们的演唱晚会和抽奖活动。

詹国滨曾经在这些活动中获奖多次，奖品有春联也有过洗衣粉。

穿旗袍的年轻女孩子扬着她们粉扑扑的笑脸，跑过来把花环戴在詹国滨的脖子上，真是令他豪情万丈，异常开心。

詹国滨认为：关键并不在于奖品大小多少，而在于他参与了社会生活。

他与这个社会的关系是如此融洽和亲密，那么退休又何妨呢？退休以后，詹国滨还是成功开辟了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拥有了受人尊重的愉快的生活方式，这就证明他是一个人物。

詹国滨十六岁就成为武汉市的名人，那不是开玩笑的，不是浪得虚名的。

为了在公众面前不失体面，也为了不被火锅城那些年轻女孩小瞧，也是为了方便联络，詹国滨购买了手机和电脑，回头很潇洒地把手机号码留给了火锅城。

在情绪饱满乐陶陶到处吃吃喝喝的日子里，詹国滨选择了一个晴朗的天气，去看望他那棵梧桐树。

在出门之前，詹国滨兴冲冲把自己收拾打扮了一番。

人是提前退休了，反而要打扮得好好的，免得碰上熟人，被人看出落魄来。

詹国滨把头脸刮得干干净净，仔细剪了鼻毛。

特意找出他第二次结婚的时候，柳熹特意在白海记服装店为他定做的中式丝绵袄子，箱子底下还有一条熨烫笔挺的毛呢西裤，细格子长围巾围在脖子上，再戴一顶无檐绒线帽，以免稀疏头发在江风中乱了阵脚。

打扮停当的詹国滨，在大衣柜的镜子面前挺胸收腹做亮相状，他觉得自己像个教授。

詹国滨来到了江汉路。

红旗大楼依旧在，却被围了脚手架正在装修，问了好几个人，没有谁知道它要装修成什么模样和将来要派什么用途。

《长江日报》社早已经搬迁，现在是一个服装商场。

而那棵巨大的法国梧桐树，正在被砍伐。

詹国滨一看，方寸就乱了。

詹国滨在附近踱来踱去踱了很久直到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在一步一步接近伐树现场的时候，有了一股忧郁的静谧的学者风格。

詹国滨问一个民工：“请问你们为什么要砍这棵树？”民工摇摇头，不过他立刻自告奋勇替詹国滨把这个问题传给了下一个民工，下一个民工抬头看了看詹国滨，好像还想了想，最后却还是摇了摇头。

砍树的民工们都不知道这棵树为什么要被砍伐掉。

詹国滨默默地站在一旁，一会儿，他又上前问民工：“请问你们为什么要砍这棵树？”詹国滨谦恭的态度使民工感到不好意思推搪，这个问题很快就被传到工头那里。

一个小工头从工棚里走出来，手指上夹着香烟，一看神色就比砍树的民工狡猾和不怕事。

他警惕又唐突地向詹国滨提出了一连串反问：“你问这个做什么？”“你是什么人？”“你问了干什么？”詹国滨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

如此无礼的质问，詹国滨难道也会搭理吗？这小工头算什么鸟？当年詹国滨由这棵大树攀上红旗大楼的时候，他在哪里？钻出了娘胎没有？呸！他懂什么？詹国滨白了小工头一眼，拂袖而去。

詹国滨并没有走远。

他只是在江汉路上，倚靠一栋大楼的墙体小憩了片刻。

然后，詹国滨复又走近大树，和善地征求民工的意见，说：“我可以带走一片树叶吗？”民工们连连点头。

詹国滨优雅地弯腰，优雅地拣了一片树叶，离开了。

詹国滨来到滨江公园，在公共长椅上坐下。

见四下无人，詹国滨泪眼模糊地抚摸了这片树叶。

之后他回忆自己十六岁那天这棵法国梧桐满树金晖的情形。

渐渐地，他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

少顷，一个瞌睡醒来，树叶碎了。

是的，一片枯树叶是易碎的，它连夹在书本里都是经受不起的。

詹国滨再一次回到原《长江日报》院子。

这一次民工看见他走过来，纷纷直起身，退在一边，满眼都是惊疑。

可是詹国滨只不过和善地要求让他剥一块树皮带走，民工们依然惊疑地看着他，小工头出面大声说：“你不用征求意见。

你要多少树皮就剥，拿了就赶快走！”詹国滨再一次以优雅的态度弯下腰，用抚摸般的动作慢慢剥了几块树皮。

只有他知道，他这是在和这棵树告别。

别了他亲爱的树，他的成名之树，他的辉煌之星，从此他们将再也没有见面之日了。

这些年里，詹国滨也经历了父母先后的去世。

他也和他们默默告别过，却都没有此时此刻的伤心欲绝。

回家以后，詹国滨脱下一身行头，从此再也没有打扮自己。

最后彻底断送詹国滨生命的，正是在餐馆的胡吃海喝。

医生的诊断证明了这一点。

医生从詹国滨的血管里头抽血检查的时候，普通针管都抽不动，他的血液脂肪浓度高到变成了粥。

验血检查结果出来：严重的三高。

医生都不用询问詹国滨，就可以替他说出他的生活方式：长期在餐馆大鱼大肉，重油大荤。

詹国滨用眼皮眨眨表示了认可。

但他认为他的发病是有诱因的，只是他不想再说话而已。

在发病的前一刻，詹国滨人是好好的。

他收到柳熹一则手机短信：“经法律许可，女儿已改姓，她现名叫柳杨杨，特此告之。

”詹国滨反复地看这条信息，这个时候他在吃一碗面条。

这天他的晚饭酒肉多了，腹中发热，夜里看完电视，自己就给自己下了一碗清汤面。

詹国滨一边看信息，一边冷笑。

他嘀咕道：“我不在乎。

” 他嘀咕：“我不在乎。

” 他嘀咕：“我一点不在乎！” 突然，詹国滨筷子上的面条筛糠起来。

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吃惊地看着从筷子上滑落的面条，像一个在考试中回答不出问题的学生。

很快，面条从筷子上全部滑落。

紧接着，筷子也从左手掉了下来。

他想挣扎却使不上力气。

左半边身体被分割了，分割得麻麻酥酥的。

詹国滨一个仓促的动作，没有使他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反而不听话地倾倒下去。

他中风了。

詹国滨还没有突然中风就随风逝去的幸运，他在医院治疗多日。

然后，在小区拖着脚步，走来走去，流着口水，饭菜吃不到嘴里。

他的眼睛反倒镇定孤傲起来，混浊，阴暗，定定的，目光缓慢地移动或者完全不移动，也不再与人打招呼，都是世间景物围绕他的流动。

流经他的视线，不进入，径直流走。

远去。

波浪欢腾。

都不是他的。

詹国滨被折磨了一年多以后，在一个闷热的夏夜去世，第二天尸体就糜烂腐臭了。

柳熹代表詹国滨的财产继承人、他的女儿柳杨杨，出面处理了他的后事。

詹国滨也就剩下居住的一小套房子了。

可是一个男人出现，向柳熹出示了借据。

原来詹国滨早在三年前，就把自己的住房作为抵押借了款。

债主是姚丽夫妇。

詹国滨的确还是很有心计和魄力的，他用自己的住房找老同学预支了经费，开辟了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拥有了受人尊重的愉快的生活方式，让自己跟上了时代步伐，玩火自焚。

在詹国滨生病期间，鲁火种看望了他好几次。

鲁火种还是穿着八十年代初期时兴过的丝光袜子和小方头皮鞋，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它们都被柳燕妮细心地保存着，樟脑丸的气味若隐若现。

鲁火种绝对不谈他们的过去，大谈社会保障体系，臭氧空洞对于地球和人类的威胁，恐怖主义和精确制导导弹，地面与空中军事科技的最新发展。

詹国滨心想你穿成这样还跟我谈这些吗？他打断了鲁火种，说：“你就不要给我谈了！”只有姚丽，她还想找柳熹要一样詹国滨的遗物。

一张照片。

那张他们十二个同学好友的合影，她自己的那张弄丢了。

柳熹本来嫌烦要拒绝，话到嘴边又改成了“好的”。

因为她看到了姚丽眼睛里头的清亮和孩子般的天真，柳熹简直想象不出这样年纪的女人，凭什么还会保持这样的神情。

柳熹回家清理遗物找出了照片，这是她从来没有在意过的照片。

当年詹国滨是多么英俊的小帅哥啊！而姚丽的小模样，完全是现在的章子怡嘛。

从姚丽含羞带怯紧紧依偎詹国滨的情状看来，那天他们一定有故事发生。

柳熹来了兴趣请姚丽见面喝茶。

连同那张合影一起，柳熹把詹国滨个人所有的照片都给了姚丽。

柳熹问：“你愿意保存吗？”姚丽说：“我愿意。

”柳熹说：“我能知道你们当初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姚丽说：“没有发生任何故事。

” “那么”姚丽说，“我可以向你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吗？”柳熹再也想不到的是，这个眼水依然清亮的女人，她的要求居然是：“请你不要再说他是香烟灰。

” “什么？” 好久好久，柳熹依然是一脸的迷惘。

世上有什么话，还可以从头说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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