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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灰(1/3)

一夜成名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

少年得志对人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尽管这影响大到何种程度无法量化，总之应该可以说是大到了足以使这个人成为成名之后的那个人。

总之，成名与不成名，那终究是不一样的。

詹国滨一夜成名的时候是一个少年，就几天工夫，眼看着他就气宇轩昂与众不同了。

成名对于一个人的长相，那就是有着神奇的作用，它会让人的模样舒展开来，会让一个蔫沓沓的人从身心里头往外面透出精神和光彩，从而一举跃出普通大众的层面。

此前的詹国滨是个什么模样？几乎没有人确切地记得。

这也难怪，一个十四五岁的毛头男孩：精瘦，黑黄，耸肩膀，垂脑袋，眼睛躲躲闪闪阴气沉沉不讨人喜，好挨着墙根走，无事生非地用脚尖踢路边电线杆，店铺的墙基和人家的门板，一直要到那些壮年男子出来大喝一声“你生得贱啊？”，这才悻悻走开。

像这样的半糙子小子，在汉口一抓一大把，好比夏天的蚊子，都一个从样，谁会注意到他呢？然而就在詹国滨从十五岁过渡到十六岁的某一个时刻，他一举成名了。

汉口江汉路的红旗大楼，在著名的1966年，成为汉口最重要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席亲手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武汉这座具有悠久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立刻风起云涌，热烈响应。

几百万武汉人民顿时分裂成为两大派别：保皇派和造反派。

两大派别的宗旨完全一样，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红色司令部”。

两个派别都必须在揭露并证明对方是假忠于假爱戴假拥护的同时，又对社会各阶层包括从中央到本省市、以及武汉军区、乃至本单位、甚至是自己家庭内部的走资派，进行揭露和批判。

因为这样，大革命就变得格外复杂激烈和诡秘多变。

在众人大辩论中有许多恼人的问题导致人们不得不用武力解决。

当人们成功地哄抢了军队的枪械之后，战争的形式感便立刻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那就是要夺取制高点。

于是，矗立在汉口江汉路的红旗大楼，以其雄伟壮丽的外观，成为造反派亟待攻占的目标。

他们高呼革命口号，用他们响彻云霄的口号声向武汉人民宣告：红旗大楼应该成为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为革命火炬，战斗旗帜和历史丰碑。

围攻的战斗打响了。

从清晨到傍晚，激昂的革命歌曲、口号声伴随着刀枪棍棒，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

出乎意料的是，大楼里面的人们坚决不肯退出。

他们放出话来，说除非党中央毛主席亲自下令征用这栋大楼，否则任何人都无权随便抢占国家财产。

大楼守卫者在暗处，就跟据守碉堡那样，居高临下瞄准目标，颇有效率地投掷砖块、瓦块或者办公桌椅的残肢。

冷不防就有被击中的红卫兵战士，在高高的台阶跌倒，径直滚落下来，年轻的头颅在马路牙子上磕得鲜血直流。

焦急的造反派不断增加兵力，枪支也越来越多，冒失的子弹嗖嗖飞过，在红旗大楼的窗户玻璃上创造出浑圆的弹孔，同时也走火和误伤了不少的人，观战的市民互相推搡踩踏，大呼小叫，整条江汉路混乱不堪。

詹国滨就在这混乱之中，自发地为造反派呐喊助威。

整整一天，詹国滨紧紧跟随著名的红卫兵小将鲁火种，午饭只吃了两块烧饼，持续兴奋，东张西望，急切地期待战斗出现更高的高潮或者更加震撼人心的结果。

鲁火种沉稳得多，对这种带有武斗性质的围攻战，保持着旁观的审慎态度。

他将追随身后的一伙毛头初中生，牢牢控制在马路边缘的安全地带，最冲动的时刻也就只是允许他们呐喊助威。

鲁火种的弟弟鲁燎原及其几个死党，有的因为腹中饥饿，有的嫌战斗拖沓不够好玩，早就流窜到别的地方去了，反正文化大革命中热闹的地方多的是。

最后只有詹国滨一个人坚守在鲁火种身边。

这是因为，詹国滨发自内心地佩服鲁火种。

鲁火种如何就是一位著名的红卫兵小将呢？首先，他的出身门第就高不可攀，他是武汉市唯一的重点中学：市一中的高中应届毕业生。

全武汉市的人，如果听说谁家孩子考取了市一中，那是没有不仰视的。

市一中培养和造就出来的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以及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在中国，那都是赫赫有名。

像詹国滨这种普通中学成绩平平的小子，如果不是凑巧和鲁燎原同班同座，哪里有可能跟在鲁火种后面玩？文化大革命迅猛来潮，像詹国滨鲁燎原这帮男孩，纯粹就知道罢课最是有趣热闹好玩，成天大街小巷乱窜，一窝蜂地赶时髦，不管有嗓子没有嗓子，都要高唱革命京剧《红灯记》，互相扯着胳膊喊妈妈，“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啊胆——雄赳赳！”而鲁火种，写出了一张长达十二张纸的大字报，题为《如果马克思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张贴在武汉展览馆的广场上。

他写道：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本质就是要建立破与立的关系。

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到如今，已经沉积了太多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糟粕，以至于共产党内的一些高官也受到腐蚀蜕化变质，那么现在到了清除的时候。

脸不洗不会干净。

灰尘不扫不会自己离去。

没有大破就没有大立。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个造反，就是洗脸，就是扫地，就是要破除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建立我们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奔向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

这次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必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把那些蜕化变质的反革命的官僚一一从他们的高官厚禄中揪出来，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我们中国人民要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

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再也没有任何特权，再也没有穷人和乞丐，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国富民强，才能履行对世界人民的承诺：打倒美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解放全人类。

鲁火种的大字报轰动了武汉三镇，人们从各个角落赶过来，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一字不拉地抄录。

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这张大字报。

尤其是夜晚的播音，女播音员柳燕妮那一口抑扬顿挫的普通话，特别清亮圆润，仿佛来自于天庭，大街上的人们不禁驻足聆听，仰望北斗星，心潮起伏，潸然泪下。

詹国滨首先在某个夜晚的街道上被播音所震动，接着他也跑到展览馆的广场上，挤在人群之中，反复阅读和抄录了鲁火种的大字报。

詹国滨忽然感觉自己有一点严肃起来，对眼前的文化大革命有了一种切实的理解。

詹国滨想：到底是市一中的学生啊！于是就跟定了鲁火种。

好在鲁火种大字报写得多，特别需要有人提着浆糊桶紧跟身后到处张贴。

詹国滨心甘情愿为鲁火种提浆糊桶。

红旗大楼的围攻战久战不决，眼看太阳西下了，造反派们越来越急躁，大呼小叫地调兵遣将，居然有一架机关枪被运送过来，围观的老百姓吓得纷纷后退。

鲁火种皱紧了他的愁眉。

这一天的夕阳是格外的明亮多彩，落日余晖把红旗大楼涂抹得金光耀眼。

就在这一刻，詹国滨那双四处游弋的眼睛忽然落在了红旗大楼后侧的梧桐树上。

这是一棵巨大的法国梧桐，生长在紧邻红旗大楼的《长江日报》社的院子里，是詹国滨非常熟悉的一棵大树，因为詹国滨的父亲是《长江日报》社的校对员，出于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也出于尽量节省自家电费水费墨水纸张等等，詹家父子几人长期以社为家，詹国滨从小学到初中所有的家庭作业，几乎都是在报社完成的。

他和弟弟爬在树上，掏屋檐里头的麻雀窝，次数多得简直数不胜数。

就是这一刻！这一刻金光闪闪的落日余晖光临这棵法国梧桐，使它浅绿泛银，生机勃勃，满树荣光，耀人眼目，詹国滨年轻懵懂的眼睛，突然惊醒了。

他直直盯着这棵大树，瞳孔深处放射出比阳光更为强烈的光芒。

詹国滨的眼睛极为短促地眨动，粗气喘喘，心在激烈地往喉咙外面跳跃。

他对鲁火种说“你——看——看看我的”……詹国滨都结巴了。

鲁火种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詹国滨急煎煎一头扎进了人群。

冒险过程正如詹国滨平常掏麻雀窝一样顺利。

他眨眼之间就上了树，然后吊在梧桐树的一支巨臂上，晃悠了几下，脚尖便勾住了红旗大楼三楼的一个狭小通风口。

心想事成的童话发生了：通风口的百叶窗被詹国滨的脚尖一踹就应声垮掉；而詹国滨精瘦的身体，居然还可以缩小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再凭借两支墙钉的爪力，他就壁虎一般灵巧地滑进了红旗大楼。

一面造反派的鲜红旗帜，突然出现在红旗大楼的楼顶。

詹国滨高举旗帜，挥舞跳跃，朝下面拚命叫喊了一声“鲁火种！”。

身处密集人群之中的鲁火种，与其说他是听见了詹国滨的叫喊倒不如说他是感应到了詹国滨的存在。

他应声抬头，发现了楼顶的詹国滨。

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历史机遇出现了！这不再是一个男孩子的儿戏了！一个伟大的时刻必将被历史铭记！鲁火种踮起脚尖，用双手做成喇叭筒，指挥詹国滨：“喊——口号——” 应该说，詹国滨也无法确切听到鲁火种的声音，但是，他与鲁火种有感应。

他立刻就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做，平日学校组织观看的电影发挥教育作用了。

詹国滨完全模仿了英雄人物的动作，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胜利了！”。

与此同时，鲁火种以所向披靡的姿势，拨开人群，冲上红旗大楼台阶，放倒机关枪，说：“战友们！广大革命群众们！我们不需要流血！我们已经胜利了！”鲁火种刷地伸出他的手臂，直指楼顶。

人们在抬头的那一瞬间惊呆了。

一种绝对的静穆迅速降临，笼罩了长长的江汉路。

惟有詹国滨的声音，他那尚未发育成熟的男孩嗓音，一声声，声嘶力竭，呼出响彻云霄的革命口号。

晚霞斑斓的蓝天，是詹国滨宏大无比的背景，造反派的大旗在他手中猎猎招展。

胜利的热泪淌下了无数红卫兵造反小将的脸颊，他们立刻士气大振，力量倍增，以势不可挡的威力冲倒大门，守卫者在不知所以的惶惑中志气松懈溃不成军。

红旗大楼成为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詹国滨一举成名。

马上，詹国滨就不是昨天的詹国滨了。

昨天之前，他只能鞍前马后为鲁火种提浆糊桶。

当欢呼的人们把他从红旗大楼楼顶扛下来之后，他与鲁火种肩并肩受到造反派头面人物的亲切接见。

头面人物亲自把造反派的一只红色袖标，戴上了詹国滨的左胳膊。

这种庄严肃穆的仪式，令詹国滨深信这袖标和鲁燎原他们自己用裤衩改做的袖标完全不一样，这真正是国旗和党旗的一角，真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

拥有了这样一种深信，詹国滨的头颅，在不自觉中，就高昂起来了，顽童的表情和动作，就像影子一样从正面退却留在了他的身后。

接下来，詹国滨见到了各级别领导，各阶层以及各造反组织重要人物。

他们都要与他握手。

很多人还喜欢在他头上摸一把，或者喜欢拍拍他的肩。

他们说：“好小子！”，而他们其中有些人的手，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握过的。

这是不敢过多联想，而又不得不联想，一旦联想詹国滨就会感到窒息的幸福时刻。

大会小会的做报告。

数不清的记者采访。

有些记者甚至迢迢千里来自其他省市。

这让詹国滨逐渐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重要。

成为名人之后的好处，还不仅仅是许多人认识他和想要认识他，也还不是在隆重的场合被造反组织正式接纳，还有完全让詹国滨意想不到的实惠，那就是：詹国滨留城了。

城市里足足积累了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他们都被取消城市户口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变为农村一个新的阶层：知识青年。

鲁火种和詹国滨，却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积极贡献而成为特殊人才。

作为对特殊人才的奖励，他们的户口被保留在城市。

他们将一边进行文化大革命一边等待分配工作单位，之后就可以直接上班拿月薪了。

消息传来，詹国滨哪里敢相信。

他一口气跑到鲁火种家里，把他叫出来，在滨江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面对面问鲁火种：“真的吗？”鲁火种回答：“当然。

” “大哥你千万不要骗我！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肯定有我吗？”詹国滨说，“我真的可以不下放了？我真的还可以在不久之后得到分配，然后就可以上班拿工资，就和我爸爸一样成了赚钱的大人？一辈子都是？” 诲人不倦的鲁火种肯定地郑重地点了点头，慢条斯理教导慌乱的詹国滨，说：“城市总归是需要年轻人的。

国家政策也总是会开口子留一部分人在城市的。

能够留城的人需要运气或机遇。

而我们两人，正是抓住了机遇。

你，把旗帜插上红旗大楼就是抓住了机遇，懂吗？” “懂了。

”詹国滨说。

詹国滨一把握住鲁火种的手，激动得差不多要流出泪来。

鲁火种把詹国滨由于冲动而乱抖的手拍了拍，稳妥地放下。

他用十分警惕的眼神示意詹国滨平静下来，那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别人不可能获得的好处就得秘密，谨慎，不事张扬。

在鲁火种的领引下，詹国滨也凝然伫立杂树丛中，远望长空云卷云舒，聆听江水浪花拍岸，无声地畅想美好未来，默默品味他们享有的特权。

他们这份特权被成千上万下放知青的绝望与悲哀衬托着，已经显得格外恩宠和遭人嫉妒。

鲁燎原们含着眼泪的悄悄歌吟是：“武汉武汉美丽的江城，让我怎么舍得离开你！” 也就是几个月之后，鲁燎原他们一伙同学好友就要打起背包奔赴农村了。

在鲁火种的倡议和主持下，他们十二个好友，在人民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

有四个女的。

柳燕妮，姚丽，谢霞芳和杜明芳。

四个女的之中惟有柳燕妮不属于谁的同学，她也不下放农村，她早就在武汉市参加工作了。

柳燕妮这个姑娘也绝非等闲之辈。

她在小学就以标准的普通话遐迩闻名。

因为一般说来，地道的武汉人绝对不可能说标准的北京普通话，而地道的武汉姑娘柳燕妮，却就是会说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

这是一个谜。

这个谜让柳燕妮在两年前的初中毕业之后，就被皮影戏剧团特招当了配音演员。

更让她引人注目的是改名事件。

柳燕妮本名叫柳汉桃，文化大革命一来，她就戴上自制的红卫兵袖章，怀揣毛主席的红宝书，走上大街，造了自己名字的反，宣布她从此就是“柳燕妮”。

借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东风改名的人很多，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时髦。

但是一般人的想象力都有限，不过改成“新宇、革命、卫东、文革、红红”之类。

惟独“燕妮”这个名字突破了国界和时空，是马克思夫人的名字。

所以尽管这个名字很女性化很柔美又很洋气，却是任谁也不敢指责这个名字有资产阶级情调。

由于柳燕妮在自己的改名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和政治觉悟，也由于她们家一家三代城市贫民的无产阶级家庭成分，她被挑选出来，成为专职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播音员。

年轻姑娘柳燕妮，身材适中，肤色白净，一张鹅蛋形的椭圆脸，眼神活泼俏皮，额头弯着一排丝绒般的刘海，在盛大集会中的频频出场，哪个男的不想接近她啊！其实詹国滨紧紧跟随鲁火种，也不排除有随时想见柳燕妮的个人动机。

因为只有对于鲁火种，柳燕妮才会主动现身。

从前柳燕妮一贯不把詹国滨放在眼里。

“小屁孩”是她对詹国滨的惯常称呼。

可是，在他们合影留念的这一天，柳燕妮不再叫詹国滨“小屁孩”了。

见面第一眼她就无法掩饰她的吃惊。

大家蓦然发现，詹国滨变了。

成名之后就几个月时间，詹国滨已经出落成了一个英俊小伙。

他的个子忽然蹿高，变成了他们八个男生中最高的。

他穿着一套最流行的真正的军装包括军帽和腰间的武装带，五官成熟分布均匀：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喉结鼓突尖锐，在军装的风纪扣那里利索地上下滑动，嗓音也基本沉稳下来。

在大家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拉拉扯扯的过程中，柳燕妮几次调换位置，最后挨在了詹国滨身边，还在他耳边低声说：“不要动，就挨姐姐站。

”詹国滨一下子心跳紊乱，热血冲头，快要站不住了。

他一把拉住了姚丽的衣袖，悄悄央求她“站我这边吧”。

姚丽喜出望外。

她撩起眼帘一看，小脸立刻通红，一叠眼帘随即又重重地垂下。

原来他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脸对脸，仿佛她就要贴进詹国滨怀中。

随后他们俩竭力假装无辜，傻呆呆并肩站着，任摄影师摆弄。

最后照片出来，还是詹国滨和姚丽挨得比谁都紧密，而与另外一边的柳燕妮之间，则有一个明显缝隙。

照片上的柳燕妮，是明知道在拍照而特意做出的丰富表情，笑得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姚丽却是那样一种娇弱的羞涩秀美，楚楚动人。

姚丽是詹国滨他们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喜儿吴清华李铁梅小常宝的角色她都扮演。

看上去她的脑袋要比常人小一个尺寸，脸上只有鲜明的五官而没有什么肉，是皮包骨头的那种类型，化妆以后在远远的舞台上却很是漂亮，在照片上没有化妆居然也是很漂亮。

还有两个女生谢霞芳杜明芳，她们也不是普通人，两人都有体育专长。

她们脸蛋红扑扑，嘴唇鲜亮，爱说爱笑，旁若无人，也是那么好看。

在合影结束之后，她们说是要拍单独的照片。

她们要求詹国滨把军装脱下来，借给她们穿上拍照。

她们在穿上带着詹国滨体温的军装的时候，偷眼望着詹国滨嗤嗤地笑。

拍合影照片的这一天，是詹国滨从来没有过的好感觉。

四个绝非等闲之辈漂亮女性的青睐，让詹国滨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他人生的自信和得意，从那一天开始，获得了绝对的肯定和大大提升。

这一点，在当时的照片中就显露了出来。

他们一取到照片，当场就看，柳燕妮一看到照片就说：“詹国滨拍得最好了！” 正是。

就是詹国滨拍得最好。

在八个男生当中，就数詹国滨眉清目秀特别端庄。

就连他们的领袖鲁火种，大脑袋四方脸在平时是那么凝重威严，在照片里却显得土气老实。

詹国滨呢，年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明朗朗劲抖抖的，眼眸中含着一滴晶亮的光彩。

他的嘴角眉梢都微微上翘，那是春风得意的一种自然表情。

这张照片，是詹国滨十七年人生最精华的提炼。

十七年里头再其他什么故事都不会更说明他了。

摄影这个东西是很神秘和怪异的。

除了极少数会照相——也就是说有能力反过来控制照相机的人，比如演员或者政治人物等等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会发现，在刚刚拍摄的照片中，那个自己，似乎不是自己。

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再拿照片出来看，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个自己其实还是自己，那是你诚实地回想起往事来了。

在往事中，你正是照片上的模样。

当年你觉得不像自己，是不愿意承认当时的现实。

或者，你还没有能力清醒地认识自己。

要么，你对自己的期望值更高。

还有，当时的现实对你来说，实在不尽如人意。

照片虽然是一种平面的现实，却就地隐藏了立体的现实。

而立体现实则是更加真实的一面。

在摄影师按动快门的一刹那，闪光灯以撕心裂肺的强光穿透肉体，肉体则在刹那间不得不放弃对灵魂的监守，这是光的神秘威力。

许多照片，都是一个人的灵魂完全真实暴露的一刻，不管你自己认为像你还是不像你。

所以，詹国滨不喜欢拍照。

除了送别上山下乡同学的那一次合影，詹国滨是自愿的之外，后来的照片都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拍。

后来的照片，在洗印出来的当时，詹国滨都觉得拍得不好，不像他自己。

只有那位十七岁的少年完全是他自己。

这是因为，光也会屈服于真理。

天真就是一种灵肉合一的真理。

天真的孩童们，任你怎么拍摄都怎么酷肖他自己。

詹国滨的十七岁，是他保持天真的最后一刻。

在留城四年之后，詹国滨还是被迫选择了下放。

当鲁火种和詹国滨留城之后，仅仅两个多月，鲁火种就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武汉重型机械厂。

这是一家中央在汉大型企业，级别高，待遇好，能够进去的人那是相当神气的。

詹国滨的分配不仅迟迟不来，来了之后竟然只是星火浆糊厂。

一打听，那是街道一级的小工厂，收容了一群军烈家属，大多是婆婆妈妈们，在一起制作星火牌浆糊。

詹国滨生气地拒绝了。

他对劳动局的人说：“哦，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 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劳动局终于再次安排了詹国滨的工作单位。

这次是武汉星火文具厂。

詹国滨一看又是“星火”什么厂，火就冒出来了。

当时就在劳动局劳动人事科科长的办公室，他怒目喷火，把双手撑在办公桌上，把脸一直顶到科长面前，吼叫道：“哦哦哦！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几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告诉你，我绝对不去！” 科长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詹国滨，你把唾沫喷到我脸上了。

” 从此，詹国滨就被劳动局遗忘了。

每次讨音讯，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样的：领导正在研究，请你耐心等候。

很久以后詹国滨才知道，武汉市星火文具厂其实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好单位。

是整个中南五省唯一一家最有规模最有技术人员和先进设备的企业，他们连钢琴配件都能生产，据说国家正在考虑批准他们生产整架钢琴。

到了这个时候，詹国滨后悔就来不及了。

其实几年来鲁火种屡次教导和提醒詹国滨，要他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注意谈话的方式和技巧，比如说不想去那些小工厂，千万不要直接说，而要说“我太年轻了需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不要说“你们什么时候再给我消息”，而要说“我什么时候来听消息比较合适？”，最忌讳的是：千万不要以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自居，不要开口闭口红旗大楼什么的，因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你一个在搞，多少人都在抛头颅洒热血坐牢杀头离婚，咱们算什么呢？功劳永远属于党和毛主席，属于集体属于大家，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渺小和幼稚可笑的。

然而，鲁火种对詹国滨的教导和提醒，更多是促进和加固了他自己的爱情。

柳燕妮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佩服不已爱情的火花在她眼睛中越烧越旺。

詹国滨却完全无法按照鲁火种的话去做。

詹国滨一离开鲁火种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中，他的嘴巴在说出话来之前，怎么也不懂得如何讲究技巧。

要他不提到红旗大楼那简直没有可能，不提起红旗大楼谁知道詹国滨是谁呢？他就是在红旗大楼出名的呀。

詹国滨就是詹国滨。

这个人不可能完全学习另外一个人。

人生的某个时期就是这个时期，不可能变成其他时候。

因此，当詹国滨被冷落和闲置到他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时候，他的弟弟詹国邦初中毕业面临下放。

国家有一项政策，这就是：一对父母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

詹国滨的父母选择了第二个儿子。

他们在找詹国滨谈话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女儿詹国秀的思想工作。

詹国秀也已经给学校和居委会送交了她亲笔书写的保证书。

她保证“在明年的初中毕业之后，立刻奔赴农村。

因为我，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迫切地希望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改造思想炼红心”。

詹国滨被找回家的时候，母亲给他特意做了一碗红烧带鱼，这是詹国滨特别爱吃却又是武汉市特别难以买到同时又很昂贵的海鱼。

詹国滨警惕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吧？”詹国滨已经在社会上混得很有经验了。

他的父亲，一位业务精湛的老校对员，似乎有点怕儿子，不过还是鼓起勇气，把詹国滨从来没有清晰知道过的家庭问题，一一摆在了他的面前：他们的父亲早年患过黄疸型肝炎，一直都没有力气做家务重活。

他们的母亲有肾病，长期贫血和腰疼。

这几年来，詹国滨几乎都在外面闹革命，家里买米买煤疏通管道修理桌椅等所有的事情，都是詹国邦在承担，这个家里已经离不开他。

更加上詹国邦这小子远远没有哥哥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就知道调皮打群架，拉帮结伙在街巷玩耍，到处招惹女孩子，如果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教，那将来的结果很可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

现在家中的情形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对于父母来说，三个孩子他们都喜欢，正如俗话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

如果詹国邦留城，詹国滨和詹国秀则都必须下放农村。

如果詹国滨现在就主动申请下放，那么詹国邦肯定就得以留城。

带鱼卡在喉咙里吃不下去了，詹国滨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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